神农丸、官贯郎散、“八匹马”以及中医药治癌（第三稿)
汤一笑
近日翻了一些建国初期中医药治癌的资料，注意到当年的一些明星抗癌方剂，如神农丸、官贯郎散等。1957年，旅大市立二院徐志医师运用该院营养室主任唐辉辰献的祖传秘方一“胜金丸”及其引子，先后医治会厌鳞状上皮癌，获得初步临床疗效。1958年，该院为挖掘祖国医学遗产，将“胜金丸”改称为“神农丸”，集中力量研究癌肿治疗。1958年9月，北京举办的全国医药卫生技术革命交流大会上，神农丸治癌就已经出名，辽宁省“旅大市神农丸治癌小组”（属于旅大市立第二医院)是获奖集体单位之一。1959年3月18日的《人民日报》有一篇文章《普遍调查深入研究临床实验 西医中医一齐向肿瘤进军》，其中提到“去年底，国内许多单位都已经展开对临床有效的中药如神农丸、官贯郎散等的研究。已经可以肯定，中医中药对某些恶性肿瘤有一定的疗效。”可知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神农丸、官贯郎散是当时中医抗癌的明星方剂。
神农丸原本主要用于治疗食道癌和
胃癌，后来就变得有点“万能”抗癌了，当时几乎成为中药治癌方剂的代名词。其资料如今网络上不难找。是大毒的
马钱子制剂。其基本组方是：制马钱子、
甘草、
糯米粉，所见各地的组方、比例分量多有些差异，有的医院把其中的糯米粉换成生
麦芽或
薏苡仁（这两种也是抗癌药物)。当然还有各种加减变方。以下资料出自宋善俊《临床医师手册 药剂科分册》：神农丸：马钱子500g甘草90g；糯米粉150g共制成5040粒，每丸重约0.15克。 马钱子、甘草制粉，过100目筛，糯米粉加640毫升开水制糊，加入另两药粉，制丸烘干。服法：一日两次，每次1——2粒。温开水吞服（非原文，大略)。因为是大毒，从当年一些资料看，其服用方法还是很讲究的，多另外有配套附方煎汤送服，剂量逐渐增加到维持量。
《1959年全国肿瘤学术座谈会资料汇编》之《中医中药治疗癌瘤研究工作初步报告》“有效方剂的研究”部分，主要介绍了旅大市立第二医院的神农丸，上海第一医学院肿瘤医院的
消瘤丸，
第二军医大学的内消肿瘤丸（陈义文教授根据传统的内消名方综合研发，1955年起在第二军医大学应用，现名：扶正化瘤片)。在神农丸的介绍中还是比较客观的，如介绍大连医学院的43例病案总结，认为治疗各种癌症有一定效果，主要表现为症状的好转和一般情况的改善，但不能抑制肿瘤的生长及转移，对
肝癌、
乳腺癌无效。当时座谈会还对神农丸各地疗效不一的问题就进行了分析讨论。同时指出经验表明综合各种疗法治疗癌瘤比单一用神农丸治疗的效果好。
（见《1959年全国肿瘤学术座谈会资料汇编》第30页 全国肿瘤学术座谈会秘书处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1960年10月第1版 以“第二军医大学 内消肿瘤丸”搜索)
当时研究和观察神农丸的治癌疗效在中医界也是一种风气。周仲瑛早年也发表过《神农丸及辨证治疗肿瘤62例的初步观察》（1960年 南京中医学院学报)，其医案中治疗胡某
贲门癌案，也有用神农丸辅助治疗。南京中医学院教授张泽生（1895—1985)《癌证治疗心得》中治疗胃癌，除汤剂外，也有使用东风片（即神农丸)辅助治疗。见《古今名医金鉴 肿瘤卷》167页。在谢文纬上世纪九十年代编著的《中医成功治疗肿瘤一百例》中，很多医案都使用神农丸辅助治疗。
“神农丸”如今几乎被人遗忘了，属于自然淘汰吧，其治癌效果推想可知道。网上搜索看，还有些医院近年还在用于癌瘤的辅助治疗，那其治癌估计还是有点不大不小的疗效的。近年还有人将神农丸转而治疗各种
慢性胃炎，据说效果较好。
“神农丸”据说源自某“胜金丸”，可我查来查去没有发现哪个“胜金丸”与马钱子有关。倒是清?孙伟撰《良朋汇集经验神方》（刊于1711年)卷三中有“独圣丸”与之相类：马钱子不拘多少。以滚水煮去皮，香油炸紫色为度，研末，每两加甘草2钱，糯米糊为丸，如
粟米大（大略)。《良朋汇集》，为清初一部影响较大的方书。
山西名医李翰卿（1892～1972)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因为进行中西医结合非手术治疗宫外孕的研究大获成功，1965年，经卫生部组织鉴定，被评为全国十大医学科研成果之一。李翰卿也是当时中医界的风头人物。李氏有治癌常用主方与针对各种具体癌症及不同证候的副方传世，在网络上传播很广。其治癌主方也叫“神农丸”：
沉香15克，广
木香9克，公
丁香9克，
白檀香6克，
降香9克，
枳实15克，川
郁金4.5克，
莪术4.5克，
归尾6克，
赤芍6克，
建曲6克，
槟榔6克，
砂仁6克，
香附6克，
朴硝3克，紫蔻3克，
麝香0.3克，土狗1对，守宫1对，大
将军（独角牛)3个。上药研末，
白蜜250克，猪油50克化开，用白鸡冠血20滴与药末调匀，放入瓶内备用。早晚空心各服9克，白水送下，连服15天为1个疗程。
李翰卿“神农丸”常被误会为旅大二院的“神农丸”。实际两者毫不相干。但李老用此名称，大概也与那时的时代风尚有关，因为当时“神农丸”几乎成为中药治癌方剂的代名词，李氏治癌主方+副方的方法也是当年的流行路子，马钱子制剂“神农丸”的具体运用也是如此。李翰卿“神农丸”的用药也带有当时浓厚的时代烙印。李氏治癌方的实际效果如何不清楚。
我国肿瘤内科治疗专业的开创者和学科带头人孙燕院士当年也研究过“神农丸”， 据说1959年，孙燕因在"神农丸"的研制中业绩突出，当选为全国群英会代表并曾作为《中国青年》封面人物，见衣晓峰《工程院院士孙燕：应该科学看待中药治肿瘤》一文，此说未能查实，或为误传，存疑。孙燕1956年毕业于
北京协和医学院医学系，获医学博士学位，分配到北京日坛医院，1959年参与创建我国第一个肿瘤内科治疗专业（西医)，其当年经历关注“神农丸”是当然的，但似乎未见与"神农丸"的研究有关。
不论如何，孙燕院士后来对“神农丸”的态度倒是很明确的，他在《抗肿瘤新药临床试验的发展及经验和教训》（中国新药杂志 2000年第3期第9卷)一文中，明确把“神农丸”列为中国上世纪五十年代无效抗肿瘤药的典型代表。他论述说“由民间发展的很多抗肿瘤药物大多是因为患者认为“有效”而引起注意的，但这只提供了一定线索，必须经过实验研究和临床试验加以肯定。在临床试用中要求观察客观疗效。在我国大家比较熟悉的例子是50年代后期的神农丸治疗
食管癌。在1959年第一届全国肿瘤学术会议的汇编中有2篇报告：第1篇来自大连的报告在51例食管癌中有效率83.3%；而第2篇来自天津的报告在88例有效率为6.8%。原因是前者以患者的食欲好转为依据，后者以食管造影为指标。神农丸的成分中有马钱子，具有改善患者食欲的疗效，但基本不具有抗肿瘤效果。在那时我们已经认识到患者的感受往往可重复性较差，有时是和某些偶然性因素相关。”从他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中西医对用药疗效判断标准的差异，显然后者的标准更严格和客观。有些中医所说的“治愈”和西医所说的“治愈”常常不是一个概念。马钱子确实具有改善患者食欲的疗效，西医很早就知道这一点。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中就说“西人以马钱子为健胃之药，中医界闻之莫不讶为异说”，张氏据此创立“健
胃散”（马钱子一两，炒
白术二两)，用以健胃。
马钱子原本就是“番药”，叫“火失剌把都”，大概最早见于陶宗仪1366年《辍耕录?火失剌把都》中：“火失剌把都者，回回田地所产药也。其形如
木鳖子而小，可治一百二十种证，每证有汤引。”简直就是一种万能药。鉴于阿拉伯医学对欧洲的影响，西方较早研究马钱子的作用是很正常的。
当然也许会有人不同意孙燕院士对“神农丸”治癌无效的观点，也能举出一些效案，其间是非则非本人能断。“神农丸”治癌现在用的中医少了，但如今在一些中医治癌专著中，马钱子仍然被视为一种有效的抗癌中药，这应该就是“神农丸”的“遗产”。而这些中医治癌专著中的“抗癌中药”，其“抗癌”概念其实和西医所说的抗癌实际却是同一概念。
官贯郎散（
噎膈散)也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治癌的明星方剂之一。这是河南省伊阳县中医杨隆卿献出的祖传五代秘方，他于1956年把秘方献给了国家。河南省人民医院按秘方自配药方,对X线确诊为食道癌的患者在门诊进行了治疗。经治疗的十几个病例，效果不错。其中有的患者服药后的第二天症状就见减轻。河南省卫生厅后来将杨隆卿大夫治疗膈病的成绩,在全国医药卫生技术革命展览会上展出，当时影响很大（当时癌症就是不治之症，疗效稍好都是很轰动的。大跃进年代，疗效可能也有夸张)。
此方已近失传，资料难找。在1959年6月刊发的《中国医学科学院食管癌学术报告会资料汇编》中有《中医中药“噎膈散”治疗食管癌的初步报告（河南)》，其中列有此方（大略)：
蜣螂1000个（此文说明蜣螂就是官贯螂、铁甲将军)，
粉锡卅六两，广木香五两，
烧酒六斤。于夏季正中伏时，采集蜣螂，把蜣螂放入清水盘中置于阴凉处，每日换水三次，目的在于使蜣螂饮水，排除其腹中污物（需时二至三天，总之以水清为度)，待污物排尽，再把蜣螂放入罐中，加入烧酒，罐口用报纸数层密封，置于阳光下晒之。日颠三次，愈多愈好，至酒剩少许时，完成浸制。粉锡应煅用，煅法是将大沙锅架于木炭火炉上，以文武火烧之，然后再将称好之
官粉，放锅内用小钢铲徐徐不停搅拌，约一小时，（最后十几分钟用武火)，官粉色变黄红即煅成。广木香制成粉末与煅成之官粉同入蜣螂罐中，使药粉粘布于蜣螂之身，再摊开晒干。共制细末，噎膈散成。噎膈散可治上中下三膈，如患者饮食下咽后，自觉受阻于锁骨和膻中之间者为上膈，膻中与剑突之间为中膈，在剑突下者为下膈。上膈于噎膈散中加广木香一分，中下膈可单服噎膈散，胸腹疼痛加沉香末一分，吐酸水者加萸叩散（即
吴萸子和贡叩（蔻仁？)等量制成)一分，
便秘者加
通便散（
巴豆去油，郁金、明？雄三味等量制成)，用量应视患者体质强弱而定，一般不超过一分，当以利下为度。用量：每用二钱，2——4天服用一次。服法：黄酒2——3两放碗中，加热，药粉放入碗中搅拌，早晨空腹服下，服用前要漱口。疗程：因
铅有毒，一般以服用5——7副为一疗程。间隔服用，疗程间隔中可以用其他对症汤药治疗，如患者吞咽困难消失即可以停止治疗（这个也是以症状改善为标准)。不易治症：年老体衰者；手术后复发者；服药后百日内犯禁忌而复发者；患者自觉饮食下咽时在咽下及锁骨之间受阻者；其他。另外，此文还认为噎膈散应当与汤药密切配合治疗。此文结语中说，治疗观察两个月以上的41例食道癌，好转者约61%。
噎膈散的出处可能是蜣螂散，《普济方》卷三百一《下部疮门 下阴疳蚀》中有“蜣螂散（出德生堂经验方)，治冷疳透骨相穿。脓水常流不愈者。上可用屎蜣二三个。炙令干。研为末。加
轻粉一钱和匀。却用
乌龙德生膏药捏作锭子。”
另外，“**网”中有《食道癌官贯郎散》一文，发贴者大概误听人言“官贯郎”是“壁虎”，所以其方是以壁虎、官粉为主药，这是不对的。
官贯郎散（噎膈散)时光中的逐渐湮灭，不知道是因为疗效问题，还是因为
铅粉的肝
脏毒性等原因。不过如今在一些中药治癌方剂以及一些民间治癌验方中，蜣螂还是较常见的。
文革时期有革命样板戏八个。当时卫生部曾成立一个专门从事筛选民间治癌单验方的小组，共选出了藤梨根（
猕猴桃的根)、
黄药子、
蟾酥、莪术、农吉利（豆科植物野
百合)等八种抗肿瘤中药（孙燕院士提到还有
肿节风，另外两味不详)，号称“八匹马”，鼎盛一时。参见徐光炜编著《瞬间人生 一个聪明的傻子的故事》“农吉利起家”一节内容。当时的医药科技界希望能从这些草药中提取有效的抗癌物质。莪术的研究后来就开发了抗癌的榄香烯。农吉力提炼出来的野百合碱虽在体外的抑瘤率很高，临床上对
白血病有效，但肝脏毒性甚为明显，其毒性难以去除，因此后来只用于局部治疗
皮肤癌。以农吉利为主制成的
外敷膏药、栓剂等，外敷治疗体表的皮肤鳞状上皮癌，包括
阴茎癌及宫颈癌等，均有肯定的疗效。肿节风如今也有一些抗癌中成药生产应用。其他几种的研究开发就不清楚了。
当时除“八匹马”的说法外，还有“六匹马”的说法，胥彬《抗癌药物的研究发展历程》中说“六匹马”是
喜树、斑蟊、
三尖杉、农吉利、秋水仙及
三棱、莪术，实际列的却是七种。（《中华医药杂志 》2006年第6卷第3期)
《国内外肿瘤防治研究进展 （汇编)》中说“第三届主国肿瘤会议以来，组成了
斑蝥、莪术、三尖杉、
喜树碱、农吉利、
山慈菇（含
秋水仙碱)等六个全国性专题协作组。加以进一步研究探讨，有的已肯定了疗效。”可知当年“六匹马”的确切所指应该是此说。当年的这些研究导致后来开发出了喜树碱、
三尖杉酯碱、斑蝥素、榄香烯等抗癌药物。此外，当时“
乌梅卤水饮”、“
核桃树枝煮鸡蛋”等抗癌验方也曾轰动一时，影响至今。（《国内外肿瘤防治研究进展 （汇编)》117页 山东省中西医结合研究院编1978年2月 内部发行)
鄢荣光老中医说七种全国通行的抗癌中草药：
喜树果、
仙鹤草、斑蟊虫、三尖杉、农吉利、秋水仙、莪术。（如果加上三棱是八种)。参见《鄢荣光老中医诊治癌瘤经验》。
文革时期的抗癌“八匹马”最终我也没有搞清楚确切是那八种，但上面提到的这些无疑都是当年的明星品种。
对于文革抗癌“八匹马”，孙燕院士曾对记者笑称“现在一匹马也不在了。”在《抗肿瘤新药临床试验的发展及经验和教训》中他这样说：“我国在“史无前例”的年代里曾推出8种抗肿瘤药物，例如有名的肿节风、抗癌片和农吉利等，企图尽快得出成果。由于未作Ⅰ期临床试验，到目前这8种药都无肯定的疗效。可惜的是迄今肯定固然不足，连放弃的资料都缺乏，成为真正的浪费。”
和马钱子、蜣螂一样，这些当年的抗癌名中药，如今在那些中医药治癌专著中同样还都被视为抗癌药物。对于这些药物抗癌的深入研究，今后也可能还会有人继续做。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的这些抗癌“苗子药”其实大多都是从一些民间验方、单方中发掘出来的，这类民间验方因为应用不讲什么“理法”，多被“正统”中医学所轻视，但却为现代医药学研究者所重视，因为简单容易明确。世界范围内，天然抗肿瘤药物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开发上市用于肿瘤临床治疗的生物制剂已经不少。目前从动植物中探索抗癌新药已经是科学家们热衷的研究方向，而中国丰富的药用植物也已受到世界各国药学家的关注。如美国斯坦福大学设立有“美国中药科学研究中心”，汇集了一批医药精英，专门从事中草药的研究开发；加利福尼亚大学开辟了中药园圃，种植了１９０余种常用中药进行研究。又如中药
桑黄、番
荔枝科植物的抗肿瘤作用也是目前世界性的研究热点。
在治疗非实体癌瘤如白血病方面，中医当年也有所钻研。说到白血病的中医药治疗，“贵阳方”和“兰州方”值得一提。贵阳方又称
贵阳中医学院经验方，实际为
犀角地黄清营汤加减。1958年5月2日
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收治一例
急性白血病，后用中药治愈。在当年9月8日起北京举办的全国医药卫生技术革命展览会上，此病例曾作为成就展览之一。按《全国医药卫生技术革命展览会秘方与验方汇集（1)》所载，此方主要药物为犀角（可
牛角代)、
生地、生
石膏、
元参、
麦冬、
龟甲、
鳖甲；辅助药物有
地骨皮、
山栀、
柴胡、
青黛、
党参。据说是针对“热在骨髓”的攻补兼施之法。鉴于当年贵阳中医学院的许玉鸣先生治疗血液病名噪全国，此方应该是许氏所为。据有关报道此方（化裁)曾使急粒2例、急单2例、红白血病1例获得完全缓解，另l例急粒部分缓解。“贵阳方”在各种资料中的多有不同变化。在近时石恩骏《贵州名医名方选析》中，列有许氏治疗白血病的三方：清瘟解毒汤治疗急性白血病（含
急性粒细胞白血病、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急性单核细胞白血病)；滋肾解毒
化瘀汤治疗
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益气
解毒化瘀汤治疗
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另参见《贵州中医耆宿录》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出版，1993.12。
“兰州方”是甘肃裴正学教授拟定。裴氏是著名中西医结合专家，“西医诊断，中医辨证，中药为主，西药为辅”的中西医结合16字方针就是他上世纪九十年代提出的。1967年，在甘肃天水地区医院内科工作裴正学先生运用中医辨证和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愈了一位名叫马长生的白血病病人。1973年，在苏州召开的全国血液病会议上，该病例被查验后受到与会专家的一致高度评价，会议最终把该病例主方定名为“兰州方”，多年来在国内各地医院广泛推广使用，按业界多年的实践，兰州方在对白血病及放化疗患者的治疗具有减毒增效、提高血红蛋白、防止复发的明显效果。有资料显示此方组成如下：生地12克，
山药10克，
山萸肉30克，人
参须15克，
太子参15克，北
沙参15克，党参15克，麦冬10克，
五味子6克，
桂枝10克，
白芍10克，生
姜6克，
大枣4枚，
炙甘草6克，
浮小麦30克。主治白血病、
再生障碍性贫血等血液系统疾病。裴氏认为，“扶正固本，补肾健脾” 扶正与祛邪相结合为治疗白血病的主要法则。
贵阳许玉鸣先生是纯中医; 甘肃裴正学先生是西医出身的中西医结合。相对而言，从资料看，偏于扶正的“兰州方”更多的被医家使用和提及，而“贵阳方” 如今却似乎较少被人提及。大概是现代医学对白血病的治疗有了较大的突破，两方后来基本主要都是应用于白血病等血液病的辅助治疗方面。
此外，施今墨的弟子孙一民先生（1919——)从事中医治疗白血病研究五十多年，首创用大剂量的四鲜汤（养阴清热凉血解毒)治疗急性白血病疗效显著，此方曾治76例难治白血病，完全缓解者占48.7%，总缓解率达67.1%。四鲜汤处方：
鲜生地250克，鲜
小蓟、鲜公英各500克，鲜茅根250克，洗净、切碎，每日煎1付当茶饮，儿童用量酌减。药物全取鲜药，养阴清热等作用比干药好（不知压榨汁液效果如何？)。按孙氏的意思，四鲜汤是取
犀角地黄汤之意的变方，其实与“贵阳方”是一路数的，孙氏经多年的临床观察，大量鲜生地清热凉血解毒的作用，与犀角相似。 1988年，孙老在河南安阳成立了全国首家鲜中药研究所。孙氏用鲜中药治疗白血病及各种癌症的新方法值得中医界人士重视，此法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医学界的关注。赵绍琴先生对白血病的中医治疗也有相当的研究。参见阎玲、王泽民、冯利《中医药治疗急性白血病研究进展》。
张亭栋等人关于
三氧化二砷可以治疗白血病，特别是急性早幼粒白血病的发现，也是文革时期医学抗癌运动中研究民间效验方的产物。
2011年8月22日，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先生发表了《中药的科学研究丰碑》的文章，介绍并高度评价了屠呦呦和张亭栋的医学成就，认为
青蒿素和三氧化二砷，堪称中国过去一个世纪最重要的两项来自中药的药物发现。并期望这两位中国科学家能得到更广泛的肯定。不到一个月后的9月12日，屠呦呦就因为发现
青蒿素获得了2011年度拉斯克临床医学奖。这应该不是饶毅先生有先见之明，而大概是他的社会职务使他事先获得了相关的可能信息。屠呦呦和青蒿素早已名扬天下，但
砒霜中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的首创者张亭栋，仍未受到中国的肯定，在国际学术和医学界也基本默默无闻。
1971年
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韩太云药师随医疗队下乡巡回医疗。偶然发现林甸县民主公社卫生院一位老中医民间秘验方（砒霜、轻粉、蟾酥)，外用治疗淋巴腺结核疗效显著。1971年3月，韩太云将它们改制水针剂，称"713"或"癌灵"注射液，通过肌肉注射，治疗各种癌症见效，曾在当地风行一时，但后因毒性太大而放弃。后来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医科的张亭栋与韩太云合作继续此工作。1972年后，张亭栋等将"癌灵"重点用于白血病治疗，并分别检测“癌灵”的组分，发现只要有砒霜就有效，而轻粉带来肾脏毒性、蟾酥带来升
高血压的副作用，后两者无治疗作用。1973年，张亭栋、张鹏飞、王守仁、韩太云在《黑龙江医药》发表了第一篇关于用“癌灵注射液”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开创性论文。1979年张亭栋和荣福祥在《黑龙江医药》发表了《癌灵一号注射液与辩证论治治疗急性粒细胞型白血病》的论文，这是张亭栋等有关 “癌灵一号”的代表性论文。至此时，张亭栋和不同的同事合作发表的论文，已经清晰地表明了这样的认识：三氧化二砷可以治疗白血病，特别是急性早幼粒白血病（即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APL)。这远远领先于他的那些国内外同行的同类研究。三氧化二砷是传统中药砒霜中的主要成分，如今被血液肿瘤学界公认为20世纪最重要的里程碑式药物之一。
饶毅先生指出，几乎所有英文文献并不知道张亭栋等早在1973年到1979年就已经发表论文，报道他们发现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的作用。即张亭栋的作用和发现年代，在国际上几乎还不为人知。另外，尽管张亭栋等人早就验证过方剂的治疗作用来源于三氧化二砷，但他们直到1996年才完全放弃轻粉（氯化亚汞)。不知是他们束缚于传统中医理论、还是出于对未知的担忧。此外，张亭栋和其他中国研究者曾报道三氧化二砷还可以治疗其他多种癌症，包括肝癌、食管癌、胃癌、
结肠癌、淋巴肉瘤等。三氧化二砷的治疗作用还有待深入研究。近年陈赛娟等研究发现：三氧化二砷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是直接作用于CBL基因，这就意味着，三氧化二砷的确可以治疗与此相关的肠癌等多种肿瘤。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振义和中国科学院院士陈竺师徒二人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主要将三氧化二砷与
全反式维甲酸结合起来用于治疗
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使患者的“五年无病生存率”从约２５％跃升至约９５％，成为第一种基本可以临床治愈的急性白血病。给无数白血病患者带来生的希望。这种联合疗法目前是全世界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标准疗法（即所谓的“上海方案”)。2012年3月6日，两人因相关的原创性成果及新疗法获得了由全美癌症研究基金会颁发的第七届圣捷尔吉癌症研究创新成就奖。中国医药学家对国际癌症研究、治疗的突破性贡献还有其他一些。王振义院士被世界医学界誉为“癌肿诱导分化第一人”。 他在医学上的最主要贡献是首次利用全反式维甲酸诱导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细胞分化，在临床上极大地提高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病人的完全缓解率和长期生存率。他因此获得201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上面提到的陈赛娟（中国工程院院士)也是王振义的学生。中国医药学家治疗APL的思路是一种重大突破，受此启发，医药学界正积极展开对其他癌症的治疗研究。现在血液病医药界对砷剂和青黛片等药、剂的研发，都是在当年中医药抗癌相关发现的基础上深入展开的。
饶毅先生的《中药的科学研究丰碑》，也许能让世人更多的了解和肯定张亭栋等人杰出的医学研究和发现。屠呦呦和张亭栋的医学研究成就，也再次提醒了世人——中药是尚未被充分开发的巨大宝库。饶毅先生认为严格地研究其他中药成分的作用，可能还会有更多更大的发现。饶毅先生文中也提到了对中药科学研究的一些敏感问题，如因为青蒿素和三氧化二砷的研究中看不到中医辨证分型对治疗的意义，所以他说“从这两个药的例子中我们尚不清楚中医理论对中药的科学研究是否必需。”
现代医学对癌症的治疗常被中医人士所诟病，这实际与中国目前的社会医疗保障不足、西医治疗整体水平低下有关。在发达国家像美国，如今认为75%的恶性肿瘤是可以治愈的。而二战前，美国只有约30%的肿瘤患者可以治愈。而且如今美国的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分别以每年1% 和1.6%的水平递降，所以美国人认为，它将治愈绝大多数的肿瘤。根据近年我国卫生部公布的数据，我国恶性肿瘤患者的整体治愈率还停留在30-40%，而发病率、死亡率仍在增加，达到2.5-3‰，我国的肿瘤防治形势并不理想。有关专家认为，我国达到美国现在的治愈率水平我们还需要20-30年时间。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治愈率就超过50%，院内职工的癌症治愈率还达到了78%（这恐怕主要是定期体检早发现的好处)。可见还多是治疗水平和资源的问题。（注：西医所说的“治愈”指的是五年内不复发、五年无病生存。)另外，肿瘤的防治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包括环境治理、控烟、免费疫苗、食品管控、定期体检制度、健康的生活方式等等，治疗只是最后的手段。
我国如今癌症的治疗一般有四大治疗方法，即手术、放疗、内科治疗、中药中医扶正治疗。内科治疗就是一般说的化疗（化学药物治疗)，由于现在肿瘤内科治疗除了使用化学药物，还有生物治疗和靶向治疗等药物，所以如今不再叫“化疗”了，但习惯还在。这类治疗最大的特点是全身性治疗。尽管几十年来抗感染的肿瘤内科治疗已经非常发达，但效果还不是很好。多数情况下，经过治疗后，肿瘤缩小、消失，还需要其他手段进一步巩固疗效。但也有一部分肿瘤，像
睾丸肿瘤、绒癌、淋巴瘤和白血病，已经能用化疗完全治好了。
现代医学对抗癌药物进行系统的科学研究 般认 是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的。从二战期间发现的
氮芥开始，半个多世纪以来取得了很大的实质进步。在未来的20年后，靶向治疗药物将成为癌症治疗的标准治疗药物，据说疗效更好，副作用更小。针对各种癌基因的基因疗法或许才是真正意义上对癌症的治本之法，当然那只是未来可能的事情，最终能否符合理想还是未知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中西医学治疗癌症的起步差不多，当时西医的只有手术、镭疗和四种药物，疗效也低，如今方法手段多矣，疗效也有很大提高。反观中医的癌症治疗，近几十年来实际并没见什么大的实质进展。“神医”、“仙药”倒是层出不穷，疗效不明，龙蛇混杂，真假难辩。“治癌”成为众多江湖骗子的一个常见招幌。更糟的就是久不久就有一个“神医”落马，更给中医抹黑泼粪。
中医当然是可以治癌的，各地也有一些中医治疗为主的肿瘤医院或专科。1962年 ，段凤舞、王赫焉两名中医和余桂清、张代钊两名西学中医生由外科分出，受命组建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中医肿瘤科，可能是国内最早的中医肿瘤专科。出身外科世家的段凤舞先生治疗三到四期胃癌的效果还是很好的，五年存活率能达到55%以上。历来敢于专门挑战治癌这一治疗领域的中医还是较少，其大体真实的疗效外人也并不清楚，有些能耐的治癌中医出于商业保密，相互间学术交流的也很少，有些名家是人死方法也亡。在中国目前的社会环境下，很多出名的所谓“中医治癌名家”的介绍有太多的商业包装宣传，总使人感到真假难辩的疑惑。
对于中医治疗肿瘤，西医也有自己的看法。孙燕院士认为，中医中药在抗肿瘤中是大有作为的。但现阶段单纯中药抗肿瘤还不够，一方面，中药可以在基础研究方面继续加强，针对一些有明确抗肿瘤作用的中药，提取出其中抗肿瘤有效成分，另外，现阶段肿瘤治疗中，中医药要摆正自己的位置，甘当‘配角’，乐于‘助攻’，主要以调理为主，中西医结合可以让肿瘤患者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临床无数事例早已说明，科学合理地辅以中药，可明显降低放化疗反应，促进手术恢复，减少复发转移，延长肿瘤患者的生存期。统计分析的数据是，采用中医中药辅助作用，十年生存率可以提高大约15%。如今中医中药对癌症治疗的辅助、扶正作用被越来越广泛地承认。孙燕院士也是西医肿瘤内科中医中药扶正治疗法的开创者，他将中医学中“扶正培本”的治疗法则与现代临床免疫学相结合，并与国内外专家合作开展了扶正中药
黄芪、
女贞子、芦笋、
仙灵脾等促免疫作用的临床和实验研究，取得一些成果。带头先后研制了
贞芪扶正冲剂、胶囊、扶正女贞素和
固元颗粒等畅销中药制剂。孙院士一直对中药抗癌寄予厚望，希望能从中药里面找出优异的强效抗癌的成分，当然目前还是没有发现这类药。他说“并不排除将来找一个根治肿瘤的中药，中医应当对肿瘤学有很重要的贡献。”孙院士的中药治癌思路当然基本还是西医式的。对于现在社会上的一些夸张宣传的抗癌中药，孙燕院士认为无异于拦路抢劫和谋财害命；同样，对于有人动辄提出废弃中医，他认为更是偏激和无知的表现：“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包括我的老院士提出来的一些见解，我认为他（反中医者)是出于无知。”
国际肝癌研究的重要开拓者、中国肝脏外科的开创者、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吴孟超院士认为“就肿瘤治疗来讲，中医更加注重整体治疗，中西医两者结合，更能取长补短。”“中医要贯穿到肝癌防治的全过程，而且越早介入效果越好。中医药的优势在于预防肿瘤发生、减少复发、减轻痛苦、提高生存质量、延长生存期等方面”。从吴孟超、王振义、孙燕等人关于中医治癌的言论可知，中国现代医学中最顶级的治癌专家都肯定了中医治癌的疗效，甚至寄予厚望。
国际方面，单就美国，近年也开始重视对中医药的抗癌研究，美国著名的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属下的综合诊所也有为癌症病人提供中医药与针炙等疗法。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在2006首次召开中医药治疗肿瘤的专门会议，邀请的数十位中医肿瘤学专家多来自中国各地，对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的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交流与讨论。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近年来也加大了对应用中医药治疗癌症研究的资助。美国医药学家已经开始致力于研究传统中药复方，“中药全球化联盟”主席、美国耶鲁大学药理系郑永齐教授及其团队对PHY906（
黄芩汤是其基础产品)用于癌症病人化疗辅助治疗进行研究已经有12年，2012年已对化疗失败的病人展开二期临床试验，此项研究就得到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资助。纽约癌瘤医院协作中心所研究的复方中药治疗癌瘤也取得可喜成绩，也被批准进入三期临床。这些复方中药衍生药品今后都很可能变成FDA处方药。中国的陈竺院士等2008年3月25日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了中药复方黄黛片（
雄黄、青黛、
丹参、太子参)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研究论文，希望能够以砷剂这一成分简单清楚的中药作为研究范例，探索利用现代分子生物学的语言来描述中药传统复方的协同增效作用，以证明中医复方配伍的理念是有其科学基础的，此论文也受到学术界较大关注。西方医学从只认可单味中药有效成分的研究，到接受复方的效果是一个重要转变。由于网络
药理学是现代药物研发的新模式，显然传统复方经验方剂具有先天的优势。在研究开发中医药传统复方的新时代，不知会不会又出现新的医学奇迹。
孙燕、吴孟超院士关于中医辅助治癌的看法可能代表了西医界目前的主流看法，对此当然会有很多中医不服气。但不服气归不服气，中医界要想让人服气，归根结底还是要靠事实说话。从我所见的一些中医治癌的资料来看，中医当然是能治癌的，并不仅仅是西医治癌的辅助，而且以中医药为主也能治愈癌症，更能大大提高癌症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西医使用化学药物和生物提取药物能治癌，中医使用生物药物和矿物不能治癌，逻辑上难以成立。癌症基本已经被现代医学公认为一类慢性病。说中医不能治癌，实际上与说中医不能治病差不多。随着对癌症研究的深化，特别是对恶性肿瘤概念的重新认识，现代医学治疗癌症的原则近些年也在发生一些重大改变，大略可概括为：（1)机体的全身状况最重要，由它决定宿主的最后命运。（2)癌的自然生长速度是可变的，有效的治疗并不一定需要肿瘤完全消退。此即不追求“彻底治疗”的“带瘤生存”的新观念。这其实与中医对肿瘤的认识和扶正与祛邪相结合的治疗原则接近了。现代医学目前对于某些情况的手术、放化疗治癌也更趋于谨慎，因为姑息性切除可能促发癌细胞的转移，而放化疗对癌细胞的影响更复杂，一旦死灰复燃则癌细胞更顽强和疯狂。美国肿瘤协会在2001年就提出了60岁以上的恶性肿瘤患者不提倡做放、化疗的建议。因为有关对老年肿瘤患者进行放、化疗的调查研究表明，放、化疗会缩短病人的生存期和降低生存质量。
中医传统上也知道癌瘤是难疗的恶疾。如《千金方》云：“肉瘤勿疗，疗则杀人；慎之慎之”。清代高秉钧（1755-1829)《疡科心得集》还把舌疳(一名舌菌)、失荣、乳岩、肾岩等恶性肿瘤列为四大恶症。在癌瘤的治疗上，也认识到早期治疗的重要性，明代叶文龄《医学统旨》就指出，某些痞满吞酸的胃疾“不可轻视，必须早治。”否则“甚则为噎膈反胃”。高秉钧也意识到恶性肿瘤早期治疗的重要性，如尽早治疗，“治疗得法，可带疾终天”。相对于传统的“肉瘤勿疗”， 可见明清时代，中医在这方面的认识和治疗也是有一定进步的。
现代中医治癌的现实是，一般患者确诊癌症实际较少首先直接找中医治疗，一般是无法手术、害怕手术、不宜放化疗（晚期)、手术后复发、扩散或防止复发、无法忍受放化疗、西医不治、限于经济等情况下才找中医的。这个情况大约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已经就这样了。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中医药治疗癌瘤的临床治愈率当然难高，但能治好其中一部分或大大延长其中一部分人的生命，这类“死里逃生”在医学上的意义应该还是很重大的，值得特别注意。尽管在现代医学看来，癌症病人的“治愈”过程必须是在全封闭的医学监督下实施才可靠。但对于中医治疗癌症的疗效可以质疑，却不应以“自愈”之类理由简单地加以否定或抹煞。否则可能不是理性，而是
盲目自大。对于非西医治癌的疗效问题，完全可以进行严谨科学符合规范的第二方考察研究，有些医家本身就很希望有这种严谨的第二方考察，表现了足够的自信。确实也有中医名家的治癌疗效是经过第二方检验的，如卫生部等上级医疗部门就先后组织调查组调查过孙秉严老中医的治癌疗效，并在指定医院安排病床系统观察过孙氏的治癌效果（有效率64%)。
又如对“癌中之王”肝癌的治疗，在我国“十一五”期间，全国肝癌中医协作组一共有14个单位开展循证医学研究，对585例
原发性肝癌病例进行3年多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中医药治疗组、中医药联合微创治疗组均比中西医结合手术组明显延长患者生存期，更能缓解临床症状，提高生活质量。
上世纪解放后九十年代之前的以治癌著名的老中医的经验很值得总结研究。这类医家虽不多，因所处的时代背景，他们的功利心、自秘心都不强，其经验资料多实在而真实，当然也要小心判断一些资料是否感染了彼时代的浮夸风气。商业时代开始后，治癌专家者其方药多商业保密或精于宣传卖药了。当年这批医家的出现，与时代兴起的抗癌运动有关，除家传或自身的努力研究外，也得益于当年的全民献方运动和抗癌草药的全国性协作研究。
从我所知的有限资料来看，中药除因扶正而广泛用于辅助西医治癌外，中医单独治癌方面大概是消化道癌、宫颈癌、皮肤癌的效果较好，大概跟中医给药方法能直接作用于这些部位有关。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中医治癌运动最早也是从消化道癌、宫颈癌开始的，因为当时从全国癌瘤发病率的调查来看，食管癌与宫颈癌是危害人民健康最严重的癌瘤，所以当时中国医学界最早重点对这两种癌瘤开展攻关研究。前面介绍的中医治癌明星方剂神农丸、官贯郎散就都是主要治疗消化道癌症的。
当年中医的治癌早期基本沿用传统外科内消治法，方剂也多是传统内消名方化裁。由于当时中医药治疗癌瘤的病例中，多系晚期患者，且当时中西医治疗癌瘤的方法也少，所以当时医界对于目前疗效较低的方剂也不轻易否定，只要有一定疗效都值得注意。当时一些名中医的治癌方剂还多采用主（治共性)副方（治个性)的结构，这是当时新兴的辩病与辩证相结合观念的体现；也多内外治疗结合，还进行了针刺治疗癌症的尝试，这些都是具有中国传统医学特色的。中医药治癌中还开发使用了一种中西结合的新剂型——中药针剂，在某些治疗中效果比传统给药方法效果要好。从传统角度来看，当时不少治癌方剂的组方用药显然是比较“西化”的。有些名医还开发了治癌的有名成药，如贾堃的
平消片。在治疗实践中，也有一些医家体会到，攻伐药、腐蚀药虽然一时有效，却会反致缩短患者生命。不如用平性药物来尽量延长患者生命。在此基础上观察癌瘤变化，再考虑进一步如何对付癌瘤较为合理。另外，鉴于癌瘤早发现的重要性，中医当时也开始重视研究癌瘤早期诊断的简便方法，在舌诊、耳诊、手诊、甲印诊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有效的经验。今昔对比，无疑地，当年那些治癌名老中医的治癌经验仍然对如今的中医治癌具有很大的影响。参见《1959年全国肿瘤学术座谈会资料汇编》
大略而言，治疗癌症的方法无非就是扶正与祛邪（攻毒)相结合。中西医配合治疗是西医主攻邪，中医主扶正。中医单独治癌大体也不离此两法。但各家遣方用药则各有特色，如单说攻毒，有的是适量以毒攻毒，见好就收；有的则采用无毒或低毒中草药大剂量的长期冲击疗法。还有的并不攻邪，即扶正治人不治癌。
中医治癌有一个严重的缺陷，就是学术的传承问题。从一些搜集的信息看，很多著名治癌名医的后代治疗效果都远逊父辈。按理说，父子、父女之间医术是不会保留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估计是后辈医术、经验、专注度、胆识等都不如父辈，且学中医这东西恐怕天分和悟性也还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名中医的治癌经验并不容易复制。而在学术推广方面，西医系统就做得很好，一个好的治疗方法很快会成为一种权威的治疗规范或指引而被推广。
在中国目前的医疗环境下，没有什么比癌症的治疗更能体现中西医配合治疗的必要性了。当自己或至亲真的面对疾病的死亡威胁时，我想不会有人还在坚持中医或西医相互的偏见，愚蠢地放弃可能的希望，而这希望可能来自西法也可能来自中医。其实，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医学界一开始治癌攻关的主流方式就是中西医大协作，而且长期实践表明在很多情况下，中西医配合的疗效都相对比较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前后，纯中医治癌法还多见。如今就少了，所谓中医治癌其实是中西医配合治疗的多，能作到以中医为主的恐怕也少见。目前中医治癌的主要问题和优势集中在防止复发和转移以及“死里求生”延长患者生存期上，实际就是治本。
如今，癌症已经成为新时代的主要疾病象征。据估计，生活在经济发达地区的人有1/3迟早会患某种癌病。按世界卫生组织的预测，在未来100年里，癌症将继续位居人类死因首位。对操中医为业者而言，癌瘤的防治无疑同样事关自身及至亲的生命健康。一种医学体系，如果不能在一些时代面临的重大疾病上有所作为，必然难免衰落和被轻视的命运。所以中医不能放弃和逃避对一些重大疾病的治疗研究。在新时代新观念下，中医治癌还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另外，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学中，瑶族医药对肿瘤的治疗是比较著名的。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中医的传统医学体系，理论简单。其对肿瘤的治疗方药很值得中医和现代医学研究。少数民族医药大多都是真正的经验医学，多以特殊疗效传世，有的传统上甚至没有什么医学理论（如今很多变得有“理论”了，实际多是不伦不类地拼接了一些中医学的理论，这一“污染”现象曾被严谨的民族医药研究者所批评)，且用药很多为中医药所无，因此少数民族医药是很值得抢救发掘的巨大医学宝藏。参见诸国本《中国民族医药散论》。
后记：此篇本来只是想写篇小文。不过一展开梳理就短不了了。经过考察解放后中医药治癌瘤的一些名方、名医，基本上可以概括了中医药治疗癌瘤的粗略历程，也侧面大略反映了现代医学对中医药材和方剂的逐渐认识、发掘过程。如今传统医学也只有治疗癌瘤这类大病的效方，才会特别引起现代医学的关注和深入研究，从而带来对传统医学的新认识。
感谢网友思玥、体育人等为本文提供有关资料和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