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难推中医药发展 政策束缚重重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医学会会长陈竺日前透露，中医药法草案已经于2011年年底报送国务院法制办，并列入201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一档。
据了解，越来越多的国家已对传统医药实行立法管理。我国作为传统医药大国、作为中医药的发源地，中医药还缺乏国家层面的法律保障。
然而要达到陈竺所说的目标——坚持中西医在思想认识上、法律地位上、学术发展上和实践应用上的平等地位，远非立法能够解决。6月举行的第四期卫生政策上海圆桌会议上，多位行业内人士反映，不合理的招标定价政策乃至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束缚了中医药的发展。这也使得中医在破解“看病贵”方面的特殊效果难以得到发挥。
政策束缚重重
杭州方回春堂国医馆馆长汪立源语出惊人：“我觉得上海的中药非常差”——他在前述会议上告诉大家，朋友在上海瑞金医院配来的中药，“比我筛下来的中药沫子还要差”。
汪立源分析，个中原因应该是上海中药统一价格比杭州的统一价格要便宜得多，所以质量不会好。比如
黄芪这味药，好的要130元/公斤，差的才45元/公斤，招标压价太低，厂家自然会选择劣质药材。“这样的中药要提高中医的疗效，我认为是很难的。”
曾分管过中医药工作的原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江苏养生保健协会的会长柳鹏楠指出，现行的药品招标搞最低价中标有很大的弊病。虽然很多地方采纳了安徽模式的“双信封”制度，但技术标的质量筛选功能有限;加之中药的特点是对药材特别讲究，甚至原产地不同药材的质量也不同。
药厂被迫采购劣质药材，往往导致药品质量不达标，这样的中药吃了根本没有效果。比如说100元买一服药吃一两次就好了，但是一二十元钱的药吃几十服都不好，无形之中这也导致“看病贵”。
柳鹏南透露，曾经想在南京搞一个地道的药材店，优质优价，但是在价格上物价局通不过。他建议在中药材的价格上，要考虑中医药的特色，用我们真正需要的办法来制定政策。
针对药材地道与否的问题，汪立源也表示，地方在谋划区域经济发展时也应有所考虑，不是拿出几千亩地就可以种中药材搞经济园区，应该考虑到原产地的问题。
汪立源还直言：用行政办法缓解“看病贵”也会伤害中医药的发展。2012年底，浙江省卫生厅对中医药实行限方限价，规定三级医院一张中药处方不能超过28味药，药价不超过40元，三级以下医疗机构处方不超过30元，以此缓解医保基金支付的压力。
“很多中药不能用，不要说穿
山甲，一用就超标，比如说
党参、
当归、
太子参，一用也超过，这个处方很难开”，汪立源说，价钱超过了就要改处方，于是疗效也受到了影响，老百姓对中医的信心会下降，时间长了会恶性循环。他建议把政策细化，比如说在病种上，或者某一些贵系的药材作一些限制。
此外，扭曲的医疗服务价值补偿机制，也阻碍了中医药的发展。很多综合性医院由于中医不赚钱，而取消中医病房——位于江苏省南京市的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中医内科副主任医师王
长松说，该院2004年取消中医病房，之后中医科的运营成本大大降低，中医科的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科室成员的奖金也拿得更多。
王长松表示，“我非常希望开设一个纯中医的病房，但想不出合适的赢利方法，最起码是不亏本的方法”。各地很多中医院普遍购置高端检查设备的现象，印证了他的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