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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杨麦青著《
伤寒论现代临床研究》一书,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杨先生1960年11月至1961年2月与老中医合作,在
中国医科大学儿科病房用《伤寒论》的方药治疗小儿
肺炎116例,同时以温病法治疗25例做对照,都取得了很好的疗效,而伤寒法更为突出。他又于1983年9月至1984年4月与他人合作,在沈阳市传染病医院,用伤寒法治疗
流行性出血热112例,也取得了非常好的疗效。笔者得见杨先生此书,深为折服;此后屡次获得杨先生指教,并赐书稿《杨麦青伤寒金匮教学文集》(2004年7月著),得知其对伤寒学说研究有日,对张仲景之学深有造诣。因此,笔者更坚信《伤寒论》不可偏废,仲景之方并未过时,治疗SARS应当从中借法。
杨麦青教授说:“笔者早年爱读先秦诸子、历史、文学,一个纯属偶然的机遇,跻身于中西医结合的行列,触到了伟大宝库中的灿烂明珠《伤寒论》”。他认为,《伤寒论》六经辨证是疾病演进、转归的共同规律,对于个体来说,病名无何意义,应是何证、何方,即“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此与温病学的认识有所不同,温病学认为,温病学是《伤寒论》的发展与补充,并认为温病与现代的传染病、感染性疾病有对应关系。比如,风温与流感、急性支气管炎,春温与重流感、流脑,暑温与乙脑、
钩端螺旋体病,
湿温与
肠伤寒、
副伤寒、流感,伏暑与流感、乙脑、流行性出血热等,似乎都有对应关系。这样就“将温病上联病机,下联诸病,六经辨证,存而不用”。
“《伤寒论》是从临证观察症状连锁的关联关系,通过方证反馈找出机体基本病理过程的变化规律,以及系统间病理生理变化的相关性,即六经传经过程。由于微生物因子种属、数量与流行期间毒力之差异,作用于机体的抵抗力降低情况、易感性、敏感性增高,季节因素等诱因,机体则以不同反应形式发病。其发于阳者,表现为抗害反应;其发于阴者,表现为损害反应。若机体抵抗力较强,则为抗害反应,仅限于三阳病,但在疾病因果转化连锁中,抗害反应亦可转化为损害反应,如阳盛灼阴的阳明病。若机体敏感性强,强烈毒素侵袭,则表现为损害反应,径入三阴,或为毒陷营血之
四逆散证;或为真阳欲脱之四逆辈证。其间由于病种不同,作用部位不同,器官、系统受损害程度不同,机体反应也有多种变化,这些错综复杂的病理生理变化,都被赅括于《伤寒论》中,且已远超过现代
病理生理学已了解的范围,而为有效治疗重、危证开辟新途径”。因此可见,杨先生是用现代科学研究《伤寒论》,而且又不以现代病理生理为“最正确”的标准,而是认为《伤寒论》的科学性,是我们现代还没有充分发掘、认识到的。
杨先生说,50年代末沈阳
麻疹流行,其合并肺炎、心血管型(并发症),用温病法抢救无效,经沈阳名老中医陈会心老师指导,用真武汤回阳托邪,抢救重危患儿数以千计,从此我们才认清了“少阴寒化”证是心血管衰竭综合征。八十年代初,沈阳市传染病医院中西医结合诊治流行性出血热时,多见“热结膀胱,其人如狂”之“蓄
血证”。《伤寒论》说:“其外不解者,当先解其外,外解矣,但少腹急结者,乃可攻之”。解外用
柴胡桂枝汤,攻下用
桃核承气汤,临床疗效极为明显。经检测,凡“蓄血”为急性肾衰竭合并
弥散性血管内凝血;其合并
肺水肿、高血容量综合征为“
结胸”证者,用
大陷胸汤逐水显效。“如是,历来称为温病、伏暑之流行性出血热重危证,用伤寒法治疗更获著效,故伤寒、温病,实为同病”。可以设想,使用现代医学科学手段,进行临床监测机体发病不同时期的微循环、出凝血机制、各种炎症介质的数值变化,以及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功能变化等,当能取得六经之科学含义,三焦、营卫气血亦应如此。再以临床数据提供病理生理,制造动物实验模型,以现代医学为中介,进行伤寒、温病统一规范,完成“证”的科学化。
杨先生认为,“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乃是用卫气营血代替了《伤寒论》中太阳温病、阳明温病、少阴热化、厥阴热证之间的传经关系,亦即出现概率极大的一段
发热反应症候群,相当于伤寒传经短路而已”。笔者赞同此论,然而,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外感热病的治疗也不会止步于张仲景的113方。这可能大多数人都赞同,问题的关键是怎样“开放”外感热病领域,让更多的新成果融会进来。笔者提出“病是河流,证是舟”,就是力图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假说。笔者期待着海内专家的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