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思玥网友给我们介绍了杨麦青先生及其事迹。历史上许多有才智慧之士，也常被埋没。但他们清流般的品质将会辉映历史。祝杨先生健康长寿。
杨先生研究使用经方的事迹发人深省。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中医的真正价值在于应用，中医的真正生命力也在于应用。只有在应用中，才能让世人看到中医的光辉，看到祖先惊人的智慧。杨先生作为前辈，尤其是作为西医出身的学者，对中医有如此宝贵的体会，应是我辈的楷模。
通过对思玥网文的学习，大河也有一些疑问或探讨，说出来请高明指正。
第一，关于寒温统一问题。是否真的需要统一？个人认为，不同的辨证体系，都有其内在的生命根据，也各有其特定的长处。到底应该使用哪种辨证方法？那应该是一个如fo教中所说的“方便”问题，而没有绝对的界线。六经还是卫气营血，这都是生命体的结构体系。只是由于疾病的“流动”方向不同，“循行”路线不同，才会有不同的演变规律；病邪进入人体不同的层次深度，便有不同症候表现。六经
伤寒有寒也有热，温病时疫有热也有寒，但是它们在发病的轻重缓急、演变转归的先后次序上，是应该有所不同的。如果撇开这个整体规律，只看某一个阶段证候及其治疗方法，是无法区别温病与伤寒的。查阅清以来文献，并不乏用伤寒方治温病者。这个需要实事求是，不是偏好某种理论。见什么证用什么方，温病学家也不会不知道这一点。但是世间一些死守教条的人，却不知变通，于是把个活的温病学用死了。所以我想，问题不在于寒温统一，关键要强调客观辨证。在温病体系中可以渗透六经方法，六经辨证中也可以借鉴温病思路。是否需要相互参照，完全是看实际需要。
第二，辨伤寒还是辨温病，这是一个辨病问题。中医是强调辨证为主的，但是也有辨病的思路。辨病的目的，就是要明了不同疾病的总体特征和全局规律，这对于治疗的整体布局有重要意义。但是一些死守教条的医生只认病不认证，或者只认证不认病，于是矛盾冲突就产生了。就拿杨先生治的那个
麻疹来说，前医为什么用
五虎汤？估计就是认病不认证。陈先生辨为少阴寒化证，关键是那个“寒”字。你麻疹出现了寒证，用五虎汤当然错。这与伤寒还是温病关系不大，这不是辨病问题，而是辨证问题。用伤寒六经辨证，寒热也不可颠倒呀！温病也不绝对拒绝温法。请看《丹台玉案》原文：
“夫痧麻出自六腑，先动阳分，而后归于阴经，故标属阴，而本属阳也。如未出时，或已出而出之不畅者，即当发散。必先明其岁气，如时令温暖，以辛凉之药发之；时令暄热，以辛寒之药发之；时令严寒，以辛热之药发之；时令或寒或热，以辛平之药发之。但发得出，则毒尽解；若发不出，再加药发之。要其大纲，虽是热症，然不可骤用凉药，恐遏绝邪气于内而不得出，多有不救者。宜解毒发散为主。”
又有《麻疹备要方论》云：
“疹由胎毒，亦必因时令之气而发。先宜表托，使毒尽达于肌表。若过用寒凉，遏伏热毒，则必不能出透，多致毒气内攻，喘闷而亡。若已出透，又当清利，以解余热，免致疹后变生诸症。”
因此，杨先生单凭这类治验，就说伤寒可以涵盖温病，我以为论据不足。
第三，伤寒和温病是不是一回事？大河也不敢贸然下结论。杨先生说是一回事，我也不敢马上认可。张仲景先师当年所治伤寒是否与温病是一回事？这个需要研究。但是《伤寒论》本身已有关于“温病”的一条条文，似乎仲景并未认为是一回事。如果是一回事，那么明清医家就是多此一举了。说明清医家都没有读懂《伤寒》，这结论来得也太突然。我再录一段《
温疫论》的文字给大家看看（大家别嫌烦，我只好这样论证，个人有限的临床不足以论证如此重大的学术问题)：
“或曰：子言伤寒与时疫有霄壤之隔，今用三承气，及
桃仁承气、抵当、
茵陈诸汤，皆伤寒方也，既用其方，必同其证，子何言之异也？曰：夫伤寒必有
感冒之因，或单衣风露，或强力入水，或临风脱衣，或当檐出浴，当觉肌肉粟起，既而四肢拘急，恶风恶寒，然后头疼身痛，
发热恶寒，脉浮而数，脉紧无汗为伤寒，脉缓有汗为
伤风。时疫初起，原无感冒之因，忽觉凛凛，以后但热而不恶寒，然亦有所触因而发者，或饥饱劳碌，或焦思气郁，皆能触动其邪，是促其发也。不因所触无故自发者居多，促而发者，十中之一二耳。且伤寒投剂，一汗而解，时疫发散，虽汗不解。伤寒不传染于人，时疫能传染于人。伤寒之邪，自毫窍而入；时疫之邪，自口鼻入。伤寒感而即发，时疫感久而后发。伤寒汗解在前，时疫汗解在后。伤寒投剂可使立汗；时疫汗解，俟其内溃，汗出自然，不可以期。伤寒解以发汗，时疫解以战汗。伤寒发斑则病笃，时疫发斑则病衰。伤寒感邪在经，以经传经；时疫感邪在内，内溢于经，经不自传。伤寒感发甚暴，时疫多有淹缠二三日，或渐加重，或淹缠五六日，忽然加重。伤寒初起，以发表为先，时疫初起，以疏利为主。种种不同。其所同者，伤寒时疫皆能传胃，至是同归于一，故用承气汤辈，导邪而出。要之，伤寒时疫，始异而终同也。”
帖子太长，不想再写。总结一下：伤寒与温病，病种不同，但证可以相同。异病可以同治，但两病不宜相混。同病异证，异病同证，此乃中医常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