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荷生（1911—1997)，江西南昌人。姚家世代业医，姚老少时师从清江名孝廉沈叔樵研修古文，18岁拜清江名医谢双湖为师学医，20岁回昌从其叔、江西名医姚国美侍诊3年，1933年遵叔命考入江西中医专门学校，于1938年以优等生毕业，后悬壶南昌，医名
鹊起。解放前，曾任吉安启轩中医学校教务主任兼《
伤寒论》教员。解放后，历任江西省康复医院管理局中医医疗组长、江西中医实验院副院长、
江西中医学院院长、名誉院长、教授、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理事、江西分会副会长、中华医学会江西分会副会长、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江西省政协常委、江西省科协常委等职。1990年被国务院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并获政府特殊津贴。
姚老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其精通伤寒之学，以辨证为本，上溯《内经》、《难经》，旁及诸家，更参以亲身临证之所得，发仲景未尽之意，对《伤寒论》理论与实践均有颇多阐发与创新，极好地发挥了《伤寒论》为临床诊断治疗学纲要的指导作用。其于中医教学，注重理论紧密联系实际，也善于通过实践印证提升理论水平，其论中医生理病理力倡气化学说、论伤寒温病深究脏腑经络统一基础、论诊断主张疾病分类与证候鉴别，论治疗善于活用经方、合方化裁，并能以六经理论指导温病方药的运用。1983年辞去江西中医学院院长，专心致力于《伤寒论》的诊断治疗学研究，先后发表了《伤寒论》名义、《伤寒论》难解条文、概论伤寒论厥阴篇、《伤寒论有关疾病分类学纲目》等论文
论著，为汇通中医辨证论治纲领，树立了重要的范例，产生了深远的学术影响，也显示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受到诸多学者与专家的好评，并被誉为真正的“伤寒专家”。
姚老临证不仅经验丰富，医技高超，屡起沉疴，而且诊疗操作严格规范，早年就对中医的辨证论治过程进行了深入的思考，给出了精确的定义，提出：祖国医学限于历史条件，临床时全靠直觉感官收集患者病因干扰机体的异常现象（信息)，即所谓：“有诸内，必形诸外”的证状，综合分析其是否符合病因（包括六yin、七情、痰、水、瘀、虫、中毒、外伤、饥饱、劳逸等)特性，干扰机体某部（包括脏腑、经脉、器官等)生理功能（包括营卫、气血、津液、精神)，以致影响整体，产生阴、阳、寒、热、表、里（包括上、中、下)、虚、实各有偏差的病理变态，其间规律厘然不容少混，如果发现不符之处，必有待于门诊的“问所当问”地反复追求；一定要达到对病机全部解释得通，才能初步得出比较合理与近是的结论（诊断)，而后针对病情发展的轻重缓急，采取补偏救弊、因势利导的对策（治法、战略)，选方择药（战术、阵容、兵种)，以求取得“知所自来，明所自去”的预期效果（全程预后与阶段预后)。这才是祖国医学“辨证论治”的正规要求。姚老根据上述项目，早自抗战时期始，就自订了一套合乎中医需要的病历记录表格，严格要求自己，病历对四诊突出审问所得，对诊断把病名列于附属地位，而于效果一项，则有意分为“预测”与“事实”两栏，分别于每次治疗前后记载其证状的应有变化是否相符，以便从铁的事实当中考察自已运用祖国医学理论指导实践的符合程度如何，以此检验自己真实的学术水平。
姚老在1953～1965年期间，作为江西中医科研领域的领军人物，先后主持开展了中医治疗伤寒、乙型脑炎、传染性肝炎、
血吸虫病、慢性肾炎等病的临床研究，在全国开中医临床科学研究之先河，并编著成《三年来的中医实验研究》一书，产生了较大影响。主持华东区卫生局下达的中医藏象研究科研课题，完成了《藏象学说在诊断应用上的文献探讨》中肝、脾、肾三个分题的编撰任务。该课题为中医文献研究指明了方向，实为中医文献研究的典范，受到了学术界高度评价。还担任“湖口病”临床研究组副组长，开展中医治疗“湖口病”的研究，取得满意疗效，圆满完成任务，受到上级表扬和嘉奖。
1970年被调到江西药科学校编写《新医药学》一书，发表了“病因辨证”、“脏腑辨证”等精要之作，尤其是对中医古今争论存疑的三焦学说，
首次从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证理法方一贯到底的要求，独具发挥，提出了“三焦腑病辨证”的系统框架，认为三焦应该是—个有形的脏器，它的实质应该是在体内遍布胸腹。胸腹腔的—大网膜，包括胸膜、肋膜、肠膜、腹膜等等，所有脏腑部分居在它上、中、下三个地带，受着它的包裹与保卫。同时心包络与它相为表里，肌腠(腠理)为它的外应。它的功能主要是行水。不过，水在它的上、中、下的不同历程当中，可以产生“上焦如雾（如水之蒸)、中焦如沤（如水之泡沫)、下焦如渎（如水之沟渠)”的不同生理现象。同时它又为肾之火腑，游行相火，主宣通气血津液。所以它的病理变化，绝大多数为水饮泛滥，形成肿胀，其中也夹杂火热为病，少数为“气郁（气分)”、“血瘀（血分)”。但气郁则水不行，“血不利则为水”，仍与“水分”密切相关。其发病虽有上、中、下的侧重不同，但每互相牵涉，甚则弥漫三焦。 姚老作为当代江西中医之泰斗,不仅学验俱丰,而且品德高尚,毕生以振兴中医为己任，矢志不渝，为弘扬中医药学，竭尽了毕生精力，堪称江西现代中医界之楷模。
早在建国之初，为求中医学术实现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他亲笔撰写“中医之自我检讨与自身改进”一文上书毛主席，坦诚建言献策，提出中医研究“一方面要全面搜集、系统整理、如实总结已有文献，以求达到较完整地继承前人经验；另一方面要尽量利用一切科学成就，严密求证，以求达到发挥祖国医学特色，充实崭新科学内容”的主张，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重视，当即得到卫生部复函肯定。1950年，先生携此文参加中南区卫生工作会议，争取到中央拨款在江西成立全国第一家中医实验院。现虽事过境迁，但先生在50多年前对改进中医的真知灼见仍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姚老在世之际,总为中医队伍中存在的信仰危机而忧心忡忡,曾不顾八旬高龄,时常伏案灯下,研读批写,为振兴中医求索道路。
当读到世界著名科学家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后,不禁为这位国际友人的科学精神与独到见解而慨叹万分,一再赞誉李氏乃是真正精通东西方两种科学思想的世界学者,极力倡导有志于中医者应视其著作为必读之书,认为这将对树立中医应有的自信心提供有力的启示。为此,他在身患恶疾、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之际,不顾病势日重以致水米难进、举笔艰难的情况,持续七天之久,撰写了“读李约瑟论‘阴阳五行’有感”，此为其最后的遗作。 姚老一生文笔严谨，著述务必精益求精，故问世之作不甚多见，但文稿见解深邃、独具慧心，大量遗作正有待其弟子学人发掘整理、编撰出版，以传承后学、造福后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