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之医怪王聘贤（拓石撰)
王聘贤，人称“黔之医怪”，与家父是多年至交。父亲庹俊生从医，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在贵阳大十字黑羊井开了“生生药房”，王聘贤先生一直是生生药房坐堂医生和顾问。日机“二?四”轰炸，药店毁于火海，家道遂衰落破产，父亲也沉疴不起，几年后便去世了。父亲去世后，母亲毛瑞霞在艰难中起步重建药房。此时，虽多人重金相聘王聘贤，但均遭回绝。王说：我与俊生至交，他家几遭变故，艰难重重，此时，我如果被钱打瞎了眼，背信弃义而去，作为人，何曾有点心肝啊！
王聘贤，名国士，贵州兴义人。少时曾在贵阳就读于南明中学，1917年由黄济生先生率领赴日留学。王到日本后，早先在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毕业后又入日本九洲医科大学学习西医。在学习期间，因患肠
胃溃疡，西医治疗无效，得日本“ 汉医”治愈，便一改初衷，专攻中医。学成回国后，在浙江、天津等地从张锡纯、何廉臣、张山雷等问业，深得旨意。后辗转湘、鄂、川、桂各省实地见识药物。
1930年，王受聘为生生药房坐堂医生兼任药房总顾问。王整理了四百多种药物，分别说明药物的性质、功效和用法，印在一种绵性很强的包装纸上，以指导病人服药。王聘贤还严格遵守药物检验制度，每个医方中每味药，都必须由有经验药剂师逐一核对后，方可发药。王十分重视药材的采购、炮制等，如
熟地的九蒸九晒、膏丹丸散的制作，均有章法，一丝不苟。这些举措，深得我父母的赞许，一一实施，由此，生生药房以质量、信誉享誉筑城，生意兴隆，成了与同济堂并驾齐驱的品牌药店。
王聘贤先生是瘦高个，常年身着一件灰色或蓝色长布衫，脚蹬布鞋，无论天晴下雨，肘上总挎一把黑色弯把布伞，头上戴顶瓜皮小帽，夹着一个大公文包，唇角留了细细两撇长须，那模样像漫画家叶浅予先生笔下的“王先生”。当时，街头汽车寥寥，达官贵人或富商巨贾，几乎都有私人黄包车，一上街，踩出一长串叮叮当当的铃声，以显示身价，挺威风的。而王聘贤这样的社会名流，来来去去却安步当车，这在世俗人的眼里，颇有些古怪与不合时宜。
在生生药房，王聘贤先生一般就诊是在下午二至四时，每天只看!"个号牌，号牌总是早早就卖完。问其故，云：治病如绣花，要细要精，方有疗效，只对钱负责，三两分钟便打发病人，那非良医所为。王先生不仅对传统药物有精深独到研究，早在三十年代，他就开始了对民间草药的研究。在他的医方中，不时配以草药，有时用药味数不多，却收奇效。当时，草药治病在正规中医治疗中，知者不多，因此，有人云：王先生治病，好用“奇”药。他还结合自己的医疗实践，大量地收集医方，每有所得，即用蝇头小楷收录在特制的红格本上，每页均印有“聘贤医抄”，积数十年，得医方近百万字，凡十八册。
由于商业应酬，我们家中不时宴请客人，但聘贤先生从没去过。母亲曾问过王老，他说：我有许多事要做，没时间空耗在酒肉桌上。王聘贤先生精湛医术，堪称中医奇才。母亲对我说，我这条命是王聘贤先生从死神手里拉回来的。原来，我年幼时，得一场重病久泻不止，恰逢王聘贤远出，多方医治无效，眼看虚脱无救，不少医生言，让家人准备后事。父亲开的处方也不见效，正一筹莫展，恰逢王聘贤远程归来。王便要去所有用过药方，看后对我父亲说，俊生，你这药方对路，但
枸杞用量太少了，要加大剂量。父亲不解地说，症在虚实之间，而补药过重，怕犯医家大忌———“关门养虎”。王聘贤说，久病成虚，失
水过多，伤及肾水，枸杞滋阴益肾，量小则难以奏效。遂将药方枸杞，由数钱改为数两，加大近十倍。这一改，果然立竿见影，仅几付药，病情大大缓解，不久便痊愈了。母亲谈及此事，深有感慨对我说，仅
一味药量变化，便可决人生死。中医的理法方药，任一环节，都很考究啊。
抗战胜利那年，一天，药房门前突然开来一辆吉普，走下一个洋人和他的翻译。洋人是位美国学者，不久前得了一场怪病，久治无效，有人便向他推荐王聘贤。起初他不信中医，颇感怀疑，不想三四付药便神清气爽，奇迹般痊愈了。这次前来，是向王大夫表达感激之情的！这天王聘贤诊病后已回去了，老外连声叹道，遗憾！遗憾！随后从吉普车中搬下一大堆礼物，请药房转交王大夫，老外临行前：伸大拇指，用生硬的中国话连连说：中医了不起！了不起！次日，人们把礼物转交给王聘贤，他却全分给了药店员工，一件没收下。
王聘贤性格梗直，胸无城府，敢言人之不敢言，不随时俗，不拘小节，且目中无权贵，旧时被人们称为“黔之医怪”。一天，王老正细心诊病，忽听门外汽车喇叭声响，随即走进一位神气活现的副官：“我们司令请王老先生赴宴，为老太爷治病。”王老冷冷地说：“转告你家司令，我这里病人多，无法脱身，要看病，请来挂号。”副官吃了硬邦邦的铜碗豆，只得怏怏而返，当时的保安司令手持生杀大权，周围的人无不为王老暗中捏一把冷汗。
对贫民百姓，这个“医怪”却甘愿俯首作“牛”。一次，一杨姓小学教师母亲重病卧床，久治无效，十分焦急。有人劝他不妨找王先生治治，杨老师十分犹豫，想到司令官尚且碰了一鼻子灰，何况自己一无官阶，二无权势？但后来毕竟硬着头皮去了，当时王聘贤先生正为人治病，杨老师扑通一声跪下，王老赶紧扶起，问明根由后叹道：我这里不是省府衙门，不兴磕头作揖这套规矩，行医救人，本是我职责。”二话不说，随即步行出诊为患者治病，以后天天如此，很快将杨母的病治愈。而且，治疗中未取一分出诊费和脉金。王聘贤为人治病，对贫困患者，还经常自掏腰包为病人付药费，这已是习以为常的事。
新中国成立后，王聘贤为发展人民卫生事业不遗余力，先后担任贵阳中医医院副院长、贵州省中医研究所所长、贵州省卫生厅副厅长等职，当选为省、市中医协会负责人，被选为贵阳市首届人民代表、贵州省第一、第二、第三届人民代表及省、市政协委员。1965年病故于贵阳，终年70岁。
其代表著作为《
伤寒论考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