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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家经方:黔之四医

中医系列之贵阳四大名医:王聘贤,程云深,陈真一,石玉书。只是让大家了解旧时贵阳中医界其人其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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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之医怪王聘贤(拓石撰)
王聘贤,人称“黔之医怪”,与家父是多年至交。父亲庹俊生从医,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在贵阳大十字黑羊井开了“生生药房”,王聘贤先生一直是生生药房坐堂医生和顾问。日机“二?四”轰炸,药店毁于火海,家道遂衰落破产,父亲也沉疴不起,几年后便去世了。父亲去世后,母亲毛瑞霞在艰难中起步重建药房。此时,虽多人重金相聘王聘贤,但均遭回绝。王说:我与俊生至交,他家几遭变故,艰难重重,此时,我如果被钱打瞎了眼,背信弃义而去,作为人,何曾有点心肝啊!
王聘贤,名国士,贵州兴义人。少时曾在贵阳就读于南明中学,1917年由黄济生先生率领赴日留学。王到日本后,早先在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毕业后又入日本九洲医科大学学习西医。在学习期间,因患肠胃溃疡,西医治疗无效,得日本“ 汉医”治愈,便一改初衷,专攻中医。学成回国后,在浙江、天津等地从张锡纯、何廉臣、张山雷等问业,深得旨意。后辗转湘、鄂、川、桂各省实地见识药物。
1930年,王受聘为生生药房坐堂医生兼任药房总顾问。王整理了四百多种药物,分别说明药物的性质、功效和用法,印在一种绵性很强的包装纸上,以指导病人服药。王聘贤还严格遵守药物检验制度,每个医方中每味药,都必须由有经验药剂师逐一核对后,方可发药。王十分重视药材的采购、炮制等,如熟地的九蒸九晒、膏丹丸散的制作,均有章法,一丝不苟。这些举措,深得我父母的赞许,一一实施,由此,生生药房以质量、信誉享誉筑城,生意兴隆,成了与同济堂并驾齐驱的品牌药店。
王聘贤先生是瘦高个,常年身着一件灰色或蓝色长布衫,脚蹬布鞋,无论天晴下雨,肘上总挎一把黑色弯把布伞,头上戴顶瓜皮小帽,夹着一个大公文包,唇角留了细细两撇长须,那模样像漫画家叶浅予先生笔下的“王先生”。当时,街头汽车寥寥,达官贵人或富商巨贾,几乎都有私人黄包车,一上街,踩出一长串叮叮当当的铃声,以显示身价,挺威风的。而王聘贤这样的社会名流,来来去去却安步当车,这在世俗人的眼里,颇有些古怪与不合时宜。
在生生药房,王聘贤先生一般就诊是在下午二至四时,每天只看!"个号牌,号牌总是早早就卖完。问其故,云:治病如绣花,要细要精,方有疗效,只对钱负责,三两分钟便打发病人,那非良医所为。王先生不仅对传统药物有精深独到研究,早在三十年代,他就开始了对民间草药的研究。在他的医方中,不时配以草药,有时用药味数不多,却收奇效。当时,草药治病在正规中医治疗中,知者不多,因此,有人云:王先生治病,好用“奇”药。他还结合自己的医疗实践,大量地收集医方,每有所得,即用蝇头小楷收录在特制的红格本上,每页均印有“聘贤医抄”,积数十年,得医方近百万字,凡十八册。
由于商业应酬,我们家中不时宴请客人,但聘贤先生从没去过。母亲曾问过王老,他说:我有许多事要做,没时间空耗在酒肉桌上。王聘贤先生精湛医术,堪称中医奇才。母亲对我说,我这条命是王聘贤先生从死神手里拉回来的。原来,我年幼时,得一场重病久泻不止,恰逢王聘贤远出,多方医治无效,眼看虚脱无救,不少医生言,让家人准备后事。父亲开的处方也不见效,正一筹莫展,恰逢王聘贤远程归来。王便要去所有用过药方,看后对我父亲说,俊生,你这药方对路,但枸杞用量太少了,要加大剂量。父亲不解地说,症在虚实之间,而补药过重,怕犯医家大忌———“关门养虎”。王聘贤说,久病成虚,失水过多,伤及肾水,枸杞滋阴益肾,量小则难以奏效。遂将药方枸杞,由数钱改为数两,加大近十倍。这一改,果然立竿见影,仅几付药,病情大大缓解,不久便痊愈了。母亲谈及此事,深有感慨对我说,仅一味药量变化,便可决人生死。中医的理法方药,任一环节,都很考究啊。
抗战胜利那年,一天,药房门前突然开来一辆吉普,走下一个洋人和他的翻译。洋人是位美国学者,不久前得了一场怪病,久治无效,有人便向他推荐王聘贤。起初他不信中医,颇感怀疑,不想三四付药便神清气爽,奇迹般痊愈了。这次前来,是向王大夫表达感激之情的!这天王聘贤诊病后已回去了,老外连声叹道,遗憾!遗憾!随后从吉普车中搬下一大堆礼物,请药房转交王大夫,老外临行前:伸大拇指,用生硬的中国话连连说:中医了不起!了不起!次日,人们把礼物转交给王聘贤,他却全分给了药店员工,一件没收下。
王聘贤性格梗直,胸无城府,敢言人之不敢言,不随时俗,不拘小节,且目中无权贵,旧时被人们称为“黔之医怪”。一天,王老正细心诊病,忽听门外汽车喇叭声响,随即走进一位神气活现的副官:“我们司令请王老先生赴宴,为老太爷治病。”王老冷冷地说:“转告你家司令,我这里病人多,无法脱身,要看病,请来挂号。”副官吃了硬邦邦的铜碗豆,只得怏怏而返,当时的保安司令手持生杀大权,周围的人无不为王老暗中捏一把冷汗。
对贫民百姓,这个“医怪”却甘愿俯首作“牛”。一次,一杨姓小学教师母亲重病卧床,久治无效,十分焦急。有人劝他不妨找王先生治治,杨老师十分犹豫,想到司令官尚且碰了一鼻子灰,何况自己一无官阶,二无权势?但后来毕竟硬着头皮去了,当时王聘贤先生正为人治病,杨老师扑通一声跪下,王老赶紧扶起,问明根由后叹道:我这里不是省府衙门,不兴磕头作揖这套规矩,行医救人,本是我职责。”二话不说,随即步行出诊为患者治病,以后天天如此,很快将杨母的病治愈。而且,治疗中未取一分出诊费和脉金。王聘贤为人治病,对贫困患者,还经常自掏腰包为病人付药费,这已是习以为常的事。
新中国成立后,王聘贤为发展人民卫生事业不遗余力,先后担任贵阳中医医院副院长、贵州省中医研究所所长、贵州省卫生厅副厅长等职,当选为省、市中医协会负责人,被选为贵阳市首届人民代表、贵州省第一、第二、第三届人民代表及省、市政协委员。1965年病故于贵阳,终年70岁。
其代表著作为《伤寒论考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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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云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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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真一(1893一1973),亦名恬,遵义老城人。出生中医世家,5岁丧母,父于四川宜宾行医,赖祖母、叔婶抚养。14岁祖母病逝,由父携入四川读书兼学医道。
  辛亥革命后,其父入滇就职,陈真一随行就读于昆明,兼承家学。因其天资聪颖,勤奋刻苦,尽得先辈真传。青年时代怀经邦济世之志,任遵义女中校长,眼见军阀混战,政治腐败,复易志专事行医。民国24年(1935年)定居贵阳,悬壶济世,医名日盛,曾任贵阳医师公会理、监事等职,与王聘贤、程云深、石玉书并列贵阳四大名医。
陈真一精研典籍,博闻强记,信古而不泥古,精于临床,施治尤重辩证。善用《伤寒》、《金匾》诸方,虽盛夏用麻附而无弊,严冬用等连而愈病。针对贵州气候阴霆潮湿特点,运用小青龙汤治疗急慢性咳喘病得心应手,深受同行赞许。陈真一集各家之长,用历代名方治内、妇、儿各科急慢性疾病,颇具卓见,尤以针灸特效闻名于筑。
陈真一以为人命至重,贵比千金,一方济之,德无逾此。每遇贫困病人,多免费为其诊治。马场周某,身患重病,投亲遭冷遇,奄奄待毙。陈真一见之,邀至其家供食宿,精心治疗,逾半年,患者愈,资助患者返家。遇有求助者,常慷慨解囊,一时手边拮据,便为其义诊以济燃眉。常教其后学者注重医技医德修养,前不可负古人,后不可欺来者,正大行医,正直为人。
解放初,陈真一竭尽全力光大中医,与王聘贤、程云深、袁家巩联合创办贵阳黔灵东路联合诊所,后又创办中山西路联合诊所。为创办贵阳医务工作者协会提供经费,无偿捐赠家存制药设备,每日义诊半日。1956年贵阳市中医院成立,陈真一出任门诊部主任,日诊患者数十人。诊毕归家,遇有登门求诊者,仍不辞辛劳。因其医道精湛,常受聘至省人民医院、结核病院、高干疗养院参加疑难病会诊。1964年被评为贵州省名老中医师。“文化大革命”中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神经失常。1973年病逝贵阳,时年80岁。1989年后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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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玉书先生,字国麟,光绪十九年(1893年)生于贵州金沙县,其名出自“麟吐玉书”之典故。先生少年时有志于医,随清朝进士、医学名宿贺静轩学医,贺氏不仅精于医道,还通晓地理,这为先生深厚的医学造诣奠定了基础。十八岁,先生即在乡里悬壶应诊,屡起沉疴。后移家贵阳,仍以行医为生,救治者数以万计,在省内享有很高的威望。1956年,贵阳中医学院成立,先生为首任院长,1973年卒于贵阳。
先生一生从事中医六十余载,尽管疗效卓著,造福乡里,因诊务繁忙,无暇著述,即便是留下来的单方文字也不多。笔者有幸跟随13年,步趋承教,蒙诲谆谆,亲聆受益,不论是细微的诊方量,还是平素待人接物,先生的精湛医术、崇高医德至今历历在目。
解放前,先生在原川剧院(现中华南路)开办“天生元”药号,不分贵贱,一视同仁。其时贵阳穷苦人居多,由于先生态度谦和,平易近人,加之药价低廉,疗效显著,故而深受经济拮据的劳苦大众的欢迎,对一些特别困难的患者,先生还以药相赠,高尚的医德为市民所称道。
  1953年,年近七旬外祖母患“中风”症,三日昏迷不省人事,亲朋闻讯前来看望,见此情景都嘱以“准备后事”之语,我父亲请来先生,先生切脉后沉思良久,处一方,谓“如灌药次日下黑便,则可救”。外祖母用药第二天,大便下,神渐清,遂复诊,半月痊愈,先生精湛医术,可见一斑。
  1961年,先生收我为徒,给我上的第一课便是医德。他说,自古称医为仁术,医生的责任,就是要慈善为怀,解人痛苦。先生不但这样教我,而且身体力行。
  1956年他担任贵阳市中医医院院长一职,事务已够繁忙,但一直坚持门诊,很多病人因挂不上石老师的号,临下班还等加号,而老先生总是不厌其烦,一再推迟下班时间。星期天到他黔灵西路家中的求医者更是络绎不绝,热闹非凡,每每先生刚起床开门,客房里便顷刻坐满了人。至今思此场景,令人感慨!
  先生定了两条行医规矩,一是困苦者不收分文;二是远道而来,扶老携幼者优先诊治。
  在家中诊病时,先生口授,我开方,一坐便是三四个小时,尽管很劳倦,但先生态度依然谦和,毫无怨言,堪称行医者之楷模。由于先生在贵阳的影响大,认识先生的人很多,我经常打趣说:“您到哪里都得不到安宁!”事实也是这样,不管他在哪里出现,总会有人“拦截”。
  1963年,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从北京来贵阳,在人民剧场演出《岳云》,我陪老师前往观看,散场时,一位素不相识的观众欢喜的叫到:“石院长,我找您看病找了好久!”先生顿时被一些人围住,纷纷请求诊病,先生不顾天时已晚,微微一笑,欣然同意,人民剧场的休息室当成了诊室,认真工作起来。由于候诊者较多,剧场的经理也主动赶来维持秩序。事后,适逢贵州省文史馆老书法家夏协六先生来家造访,我对夏老谈及此事,夏老为之感叹,挥毫写下:“风度和蔼,济世天才,仙fo心肠,抱与为怀”的赞句。的确,只有具备崇高医德和精湛医术的医生,人们才能会对他如此之厚爱。
  先生数十年的医疗实践,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予侍诊多年,感悟老师用药处方,颇具特色,自成风格,师古而不泥古。实践中,先生看重阴阳至平衡,强调气化,认为药物本为补偏救弊而设,巧妙利用寒热温凉之药性,主张轻、清、灵、动,所谓“四两能拨千斤”是其意也。对动辄大包围,撤拦河网式的用药俗风颇有微词,他认为任何疾病不管如何错综复杂,总有一个主要矛盾,抓住了矛盾的症结,次要矛盾往往会迎刃而解,起到事半功倍的疗效。纵观石老的处方,不难看出:药味少,但配方却十分严谨,“君、臣、佐、使”丝丝入扣。如果用简、便、验、廉这样几个字来概括石老的遣方用药,那是再也恰当不过的了。其丰富的临床经验,后人总结为“察阴阳,重气化,尚天人相应之奥妙;观整体,重气血,以脏腑辩论为绳墨;法经方,效古法,制方谴药,独树一帜。”
  古人云:“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先生就是这样的人,他行医数十载,经他救治的患者难以计数,但他有所施,而不求报。辞世已卅余年,但先生慈祥和善的容貌,术德兼备的品质,至今依然铭刻于心。
  蒙受先生恩泽,笔者在行医的道路上不敢稍忘,且身体力行,虽年逾六旬,每每念及先生教诲,总会给我无尽力量!(石氏传人整理)其子石恩权,石恩骏皆行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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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被当代人遗忘的历史,可是,这是一段不应该忘却的历史!
这些名医当代人鲜有知晓,可是,他们在当时却是医名赫赫!
感谢“体育人”的介绍!
因在贵阳求学,对这些名医有所了解,
所以看到这些贵州名家,倍感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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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老一辈的学术思想整理传承下来,发扬光大才是最有意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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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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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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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体育人多发这方面的宝贵资料,这些人不应该被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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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的丰碑,我们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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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的别人我都不知道,我就知道一个黄树增~写的<金匮要略释义>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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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是黄树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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