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药到病除、赐我良方的刘润甫
善治内科、妇科的中医刘润甫,论名气,他不如我前面讲的周慕新、段馥亭、赵炳南;可是,他的医术很高,资格很老,与施今墨同辈,上世纪20年代末,他与施今墨等一些京师名中医创办华北国医学院并任教,培养出不少京师良医。刘老先生却淡薄名利,不求闻达,多年安居在城南陶然亭畔的南横街36号医寓中,为周围左近一带的贫民百姓看病,他的医术和医德久为人们称颂。先生祖籍绍兴,与我家同乡;不过已世居北京几代,北京化了。先生生于1889年,故于1968年“文革”中,算来已120岁了。
我家与刘润甫先生的医缘30年,而我独享20年。那时京华虽有施今墨等名医,但诊费较高:至少现洋1元,不过这个价还低于现在大医院中300元的特殊专家号;如果不是一些重症或富有者,大多不敢登门。日常小病,还要有熟悉的医生。刘大夫是30年代末,我们绍兴同乡、原北京大东书局经理徐幼桥大哥介绍的,因为刘大夫给他的夫人孙大姐(家母的晚辈,而且是先父母给他们保的媒)治好妇科病,生了儿子。刘大夫与我家也有乡谊,又比先父年长,我就按京俗叫他“刘大爷”。我们家的人有个小病,就雇洋车去南横街找他看。
刘大爷住的是自己的房子,坐北朝南,几层院子,比较老旧。他住中院,北上房是诊室,东西厢房和开了后窗户的南房住家眷;外院是他的长子\比我大一轮12岁的刘少甫大哥夫妻住,他从小随父学医,建国后在外院开了一所中西医结合的诊所。大门外悬挂着“悬壶济世”、“杏林圣手”等医家常见的匾额。北房诊室中,没有一些名医陈设得那么讲究,家具也普通,只是房中四周书架环绕,大多是线装古书、医学典籍。刘大爷中等身材,平头微须,布料长袍(后来改穿布中山服),宽厚平和,礼貌备至。来看病的人,无论贫富(受地区限制,富者少),他都是站起相迎,走时相送。他的诊费比一般名医低,建国后是一个号5角。南横街、陶然亭一带贫苦人多,有钱没钱照样看病。我见过有的贫者看完病请个安道声谢,一分没给就走,刘大爷照样起身相送,嘱咐要注意的事项。
刘大爷高超的妇科医术,我无从体会知晓;但他的内科,大多能药到病除,我是从童年到成年深有体验。那还是日伪统治后期,我10岁左右,北京也闹起了“虎烈拉”即
霍乱,非常紧张。据文献资料说,这是日本人的细菌试验搞出来的。那时人人都要打霍乱预防针,出入城门、买火车票都要凭注射证;街头经常设岗检查,没有证的,拉出来就强迫打预防针。打预防针有一点反应,北京人保守,有人宁肯扭头回家,或蹲“官茅房”(公厕),躲着不肯打这针。此时,我陪母亲去西单菜市,回来出宣武门。城门有日本人设岗,盘查严格,没注射证的不许出入;还预备了几口盛满漂
白粉水的大缸,凡手持各种吃食,一律要扔在大缸里消毒浸泡,我们在菜市买的熟菜咸鱼等当然全报废了,只好苦笑;有人还讲理争,轻则一顿打,重则抓走,没准就没了下落。
偏偏这时,我因为
中暑又吃得不合适,上吐下泄,这症状很近似于霍乱,千万别让日本人给当虎烈拉办了。赶紧去医院。雇了个刚出现不久的三轮直奔西单背阴胡同北大医院。我们都有注射证,不怕检查,就怕我路上吐。进和平门时,我脸上盖了块手绢,扎在母亲的怀里装睡,母亲举着俩人的证混进了日本兵端枪把守的城门。幸好是急性肠胃炎,打针开药还出了证明。吐泻很快止住了,可是我不思饮食,腹胀如鼓,精神倦怠,只好找刘大爷诊治。他号脉后对母亲说:“这孩子是中暑又饮食不当伤了脾胃,吐泻虽止,却暑热未净,寒火搅在一起,才有这些症状。我开个方子给他调理一下,先吃一副,若不好照方子再吃一副。另外,饮食以清淡易消化的为好,不用忌生冷,可以吃点
西瓜去暑,还可以吃点
豆腐喝点豆浆,脾胃一壮上来,也就好了。”我只吃了两副药,西瓜豆腐是平常之物,好办,早晨去风筝哈的早点铺喝豆浆,下午到福德厚
茶叶铺北边一位老者的长摊吃碗老豆腐,也就几天,一切平复如初。这大概是我头一次请刘大夫看病,留下深刻的印象。
之后,我每有感冒发烧
咳嗽,母亲总带我去找刘大爷看病。常去,医家和病人就成了孰友。母亲和刘大妈年龄相近,老姐俩很谈得来,看完病母亲总要去南屋找刘大妈聊一会。刘大妈是继室,刘大爷的原配是个小脚大妈,我没见过。这位刘大妈生了不少孩子,在少甫大哥下面还有好几个弟弟妹妹,大多比我大,我就不那末熟悉了。
1951年我得了肺结核,不得不休学。刘大爷知道后给过我一个偏方:用麝香擦后背大椎穴,还亲自示范给我擦了第一次。我不大相信,没有坚持。几十年后,与中医朋友盘桓多了,我才懂得这个偏方很有道理:大椎穴是人身要穴,直通肺经,麝香有很强的杀灭结核菌的作用,如果坚持下去,或许会大有好处。
我遵医嘱卧床静养,病情稳定后身体却十分虚弱,一见风就感冒,每年冬春必发严重的气管炎,咳嗽久久不愈,这对我的肺十分不利。只好再去找刘大爷。他号脉后说我的肺经虚内热盛,风邪容易入侵,常人不觉如何,你就顶不住了。仍是一张方子抓一副,若没全好再吃一副。药很平常,不过是
竹茹、
连翘、
百合、
黄芩之类,每次必有生
石膏或生石
决明,至少六钱,这是大凉药,针对的是我体虚热盛;若咳嗽太厉害,再加一点鲜
竹沥水,一两副药准好。
看完病,我就近去骡马市沛仁堂或鹤鸣堂抓药。人家一看是刘润甫的方子,不由一面抓药一面开玩笑地说:“人家刘先生就是高明,在他那里瞧病,很少换方子的,一副药齐活。不过全像他那样,我们药铺的买卖就不好做了。”现在,一个感冒,一张方子要五副十副地吃,至少在我与刘大爷的20年医缘中是没有过的。也许这与人体和环境的改变,以及药材人工种植多于野生天然与医生的学识修养高低不无关系。
两三年过去,随着刘大夫用药和我的身体逐渐强健,这个逢冬春必发的气管炎被彻底控制住了,一直到今天。后来老人给了我一个抑制此病的长方,若再发,可照方抓药吃。50年代末,我在《戏剧报》工作时的领导、著名戏曲评论家张真先生,也是早年肺结核,留下和我相似的后遗症,春秋久嗽不愈,得知我有个控制气管炎的长方,非要照方吃两副。我说:“我20几岁,您40岁过了,年龄、体质、病情都不相同,怎能一方两用?吃出毛病来我可负不起责任。”他看了看方子觉得无大碍,彼此同病,试吃一下无妨,不成再让我陪他去找这位刘大夫。我拗不过他,结果他吃了还真有效。一张药方两个人用,值!
我1956年参加工作,1958年下放到河北涿鹿劳动锻炼。1958年底,我下放归来,身体良好。在乡下不到一年,也许农村的空气好,及其他的优越条件,使我原患的肺结核,从部分硬结几年不动,而一下全部钙化了。我非常高兴。可是没有多久,就在3月初惊蛰左右,我突然又咳了血。这样的小
咳血,参加工作前后都有过,时间也在初春,但肺部病情都没有恶化。这次依然如此。医生也解释不出原因,不外说气候干燥,钙化灶摩擦引起血管破裂,卧床安静休息自然愈合。但一折腾,总要几个星期,工作、精神、体力都受到损失。血止后,母亲让我去找刘润甫先生吃两副中药,清热巩固一下。
这次去主要是解决病好了逢春时发小咳血的问题。刘大爷号脉后这么解释:你的肺得过病,虽然好了,但肺经虚而易生淤热,逢春天的立春、惊蛰等节气,万物复苏,阳气上升,冲击肺中的旧患处,而引发小咳血;需要滋阴、清热、化淤,把淤热散出,血自然而止,甚至可预防不发。他给我开了汤药方,让我吃两副;又给我写了一个六味药的丸药方子,有醋锦文(即醋
大黄,或醋黄芩也成)、
当归、
生地、
丹皮、
桃仁(或
赤芍)、汗
三七,分量不等,研末蜜为丸,每丸一钱,立冬后开始吃,隔日一丸,遇节气的前后每天一丸,有小咳血早晚各一丸,服至次年清明,有防患未然、化淤止血作用。我道谢收下,但心里却是矛盾的。
在结核病咳血上,用中药清清肺热有好处,我信;若说用丸药抑止预防咳血,我不大信。那时我还是比较信西医的血管破裂需卧床静养俟其自然结痂止血说,没把刘大爷所赐的丸药方当回事。母亲持方到同仁堂给配好丸药,我却放在书架上没有吃。
1960年又是惊蛰,我照样出血,还是病灶钙化无改变。医生怀疑我是钙化后引发
支气管扩张,让我做气管碘油造影确诊。我问确诊了怎么治?回答是:只能手术开胸切除肺上病变部位。开胸切肺可是个大手术,我才20几岁,不想切肺半残。我放弃了进一步的检查治疗,拖。母亲又提起了刘大爷赐方配的丸药,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吃了。没想到竟然四五年没有再发作!
1965年夏天,我迷上气功和游泳,每天练功后下水游泳,从百米跃增到2000米,参加了中直机关的昆明湖横渡比赛,身体状况很好,体重一下增加了5公斤,这对我这个瘦人是十分难得的。因为要去京郊顺义四清,想下乡前,抢时间再多游几次泳,时届9月,气候多变而受凉,临走前夕,突发剧烈的气管炎,已没时间去找刘大夫再吃中药,到农村后,又发了小咳血,赶紧写信让母亲去同仁堂配药,
带下乡,吃了一冬,又保了我十年没犯,包括在五七干校的艰苦劳动在内。
80年代后,也许我年纪大了,工作繁忙,对身体养摄无方,也没再吃丸药,此小咳血病又时有所犯,致使1991年因咳血月余不止而住进靠近大觉寺的
温泉胸科医院,决心手术治疗。却因支气管扩张病变并不重,却位置不好:在左肺中部,切除一叶肺不行,要切,左肺需全切,得不偿失。医院决定实行保守疗法,让我别过劳,别感冒,避免发作。但他们不知道我手中有刘润甫先生所赐的有效良方。出院后,我马上到同仁堂配药,坚持冬春按时服药;心想:我已年近六旬,即使控制到五年发一次,再发个两三次,这辈子也就过去了。没想到至今已十五年以上,一直没再犯过。刘润甫伯父所赐良方竟使我受益一生!(现在服用的丸药,因年龄变化,请中医朋友在以前六味药的基础上,添了
阿胶、川贝、南北
沙参、
白芨、
麦冬、
茜草,加强了滋阴润肺化淤止嗽的作用。配一次能吃两年,过去是公费报销,现在是自费,一年100多元,值。而过去在同仁堂配一次药吃两年才三四块钱,差了70倍。)
我家与刘润甫大爷的医缘,唯我独享20多年。随着我的年龄、学识的增长,每去刘伯父处,若他不忙,老人也愿和我这小他40多岁的晚辈聊聊天,谈谈医理。他参加华北国医学院创建和教学,就是在闲谈中说的,他还从书架上找出一本带照片的纪念册给我看。他和少甫大哥爷俩有个共同爱好:京剧。老人是爱听,一天劳作下来,晚上或陶然亭遛个弯,或到工人俱乐部听京剧,或去菜市口美味斋吃个小馆,我们爷俩就在那里碰见过;少甫大哥不仅爱听,还爱唱,人高马大却票青衣,嗓子还不错。我做了戏剧工作,每去,谈资也多了。
刘大爷如果说有过失误的话,那就是1958年“改造”个人开业的中医,少甫大哥年青,就参加了广内医院工作,润甫先生虽然友谊医院聘请他前去,但由于他年事已高,几十年自己开业自在惯了,有些畏惧按时上下班,还有就是待遇,周慕新在中医医院才5级,工资不到200元,他自然还要低一些,而自己开业怎么也能月收入300元。定个100多元,难以周全一大家子的生活,老人就没去。上面也考虑到他已七旬高龄,不好强迫了。
就为这一事,“文革”中他备受屈辱,被扣上“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老顽固”,挨打受骂,被斗得死去活来。1968年,78岁的老中医,一生服务乡里,与世无争,从未得罪伤害过任何人的刘润甫先生,郁郁而逝。其子刘少甫,也因为莫须有的“问题”而被逼得夫妻自缢而亡。后来,受过刘大夫治好重病、受益极大的宣南一带父老,以至海外来客,寻找刘老先生,闻知结果,不胜唏嘘。
这些是我退休后寻访老人旧事及后人才得知的,也不禁长叹。不过倒获得一个另外的信息:名燥文坛和孩子中的“童话大王”郑渊洁,是刘润甫先生的亲外孙,他的母亲我是叫大姐的;我们曾同在北京文联工作过,但我没与他套瓷攀旧,非让人家喊我一声舅舅,这又何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