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吕思勉的《医籍知津》显露真相祖述宪 《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03月20日 13 版)
由民国时期著名中医谢观署名的《中国医学源流论》（谢观著，余永燕点校，福建科技出版社)，被中医界和中国医史界公认，是20世纪研究中国古代医学的一本重要著作，代表了作者的医学思想。此书对中国古代医籍的考证严谨，参照儒学的发展，揭示医学与儒学演进的关系，对其源流传承、演变分期和正误得失做出客观的评价。2003年，这本著作列为国家“十五”规划重点图书的“民国名医著作精华”系列之一出版。秦伯未在该书的序言中称，“海内医家，叹为绝作”，“近日及门诸子，为先生编印全集，复以此篇冠其首”，足以代表中医界的评价。（秦序所说的《全集》，即《谢利恒先生全书》——本文作者注)
谢观字利恒，号澄斋，江苏武进人，生于1880年，1950年逝世。他出身中医世家，祖父是孟河名医。其父谢锺英是清光绪的举人，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延其为幕僚，参政论学，是一位对舆地有研究的学者。谢观早年于东吴大学肄业后，在广州多所学校讲授地理课程，因善讲课而成名。他两次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辑地理和医学书籍，主编出版了《中国医学大辞典》。后来担任过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和上海神州中医大学的校长。1922年以后在上海悬壶行医，著名中医秦伯未、张赞臣、章次公和程门雪等皆出其门下。《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医学史》（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编委会，上海科技出版社，1987年)卷分别列有《中国医学源流论》及其作者谢观的词条。
《中国医学源流论》中的《谢观生平业绩及其学术思想》一文，对谢利恒的赞扬无以复加，称他在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发生巨变、西学东渐、新旧文化碰撞和中医界的动荡中，做出了许多开创性贡献；他集中医教育家、中国医史学家、中医文献学家、中医临床学家于一身，又是一位出色的活动家。他的医史学家和文献学家两个衔头正是来自于这一本书，而他对中医的突出贡献实际上在于他的活动家能力。他作为中医行业社团的领军人物，在反对废止中医的运动中起了“中流支砥柱”的作用。（张赞臣所撰挽联的用语)
数月前购得吕思勉文集《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一书，《医籍知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是该书的第一种。从开始阅读那一刻起，我就觉得其中文字似曾相识，越看越觉得像过去读过的《中国医学源流论》，尤其是其中某些特别的句子，记忆犹新。于是将两者加以对比，惊讶地发现二者的基本内容相同，只是编辑不同，标题各异。
吕思勉，字诚之，也是江苏武进人，出生于1884年，1957年逝世。他自幼受家学启蒙，未曾接受过新学堂的教育，凭着天赋和努力攀上了学术高峰，担任过上海光华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和历史系主任。他著作等身，
桃李满天下。他与陈垣、陈寅恪和钱穆被推崇为中国现代史学四大家。钱穆读中学时，曾受业于吕，晚年在他的《师友杂忆》中不止一处提到对吕师的回忆。他说，“当时常州府中学堂诸师长尤为余毕生难忘者，有吕思勉诚之师”。
总体来说《中国医学源流论》与《医籍知津》都是从纵横两个方面介绍我国古代医书的，一方面概述从远古、汉唐至明清的历代医书本草及其传承发展，另一方面是对传统医术各科和病症的重要医书的概括的介绍。两书都只有五六万字，内容和顺序相同，各节独立，一般大多短小，许多节仅百余字或数十字，言简意赅。谢书比吕著多了最后的六节——中西汇通、东洋医学、民国医学、时代病、地方病和结论，约五千余字。
此外，两书还有两点差别：一是《中国医学源流论》分节更多更短，一共65节，《医籍知津》为30节，少了一半。有些主题本是相互联系、顺理成章的，但在谢书中被分解成多节，显得有些支离破碎，失去连贯性。以吕著的绪论为例，概述中国古代医学的分期，并以古代儒家学术的传承发展为喻，来解释古代医学代表性人物及其医术的传承。在《中国医学源流论》里，这个绪论的内容则分成医学大纲、儒学比例和医学变迁三节，医学大纲大约只有一百来字，十来句关于中国古代医学各期特点的话，显得有点文不对题。古代中医各科发展不平衡，所存医书数量不等，因而反映在这个书上对各科评述的文字长短不一。由于儿童的传染病较多，古代幼科的书籍亦多，因此这一节较长，故谢书将其中儿童传染病的一个症状——痘疹作为痘疹学单独成节。应当指出的是，吕思勉的《医籍知津》手稿是在上世纪80年代，由他的女儿吕翼仁重新抄录，与上海
复旦大学历史系杨宽教授共同校对、补正、分节和加标题的。
二是两书的文字只有不多的细小差别。《中国医学源流论》与《医籍知津》的很多内容和文字基本相同，有些似乎只是在吕著的基础上改动几个字，或添加一点琐屑的个人经验。举几个例子：针灸学一节，谢书的注释中比吕著多了“余于民国二十三年五月，至北平游故宫，入延德殿，见所谓宋代铜人者……恨不能拓样本携回也”。在辨证学一节提及蒋金镛所著《临病考证》一书时，吕著说“书虽浅近，实于病家大有裨益”，谢书则多了“尊生者所宜家置一编也”。在祝由科一节的最后，谢书加了以下文字：“今此术虽少，然社会上述其奇效甚多，有非科学所能解释，亦非凭书籍所能研究者。”这说明谢观相信祝由巫术。吕著第二十四节为
霍乱与痧胀，谢书中则分为霍乱病和痧胀病两节。吕著霍乱一节的最后一段为：“谓得此方后（指前面说的“白
痧药”)，治霍乱皆令先嗅此药少许……无不愈者，不知信否。”而在谢书中称霍乱为“霍乱病”，该节的末尾没有“不知信否”四个字，表示作者对白痧药疗效深信不疑；同时加了几句临床辨证的话，并以“但西医之盐水针，能救危亡于顷刻，其术较中医为优，故治疫能用中西合参，方为完善”结尾。此书是论述中国医籍的变迁及其源流的纲要性著作，不是诊疗手册，加进有关中医临症知识的四行文字，实是续貂之笔。
于是，我进一步去探寻造成这种一文二主的原因，究竟出自谁的手笔？起先读了附在《医籍知津》后面的史学家胡道静的文章——《吕诚之先生〈医籍知津〉稿本题记》。此文最初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二期，后来收入俞振基编的《蒿庐从学记》（三联书店，1996年)，题目为《读吕诚之师〈医籍知津〉》。胡文说，他是1986年，“就夫子大人女公子翼仁大姐处盥手恭读遗著原稿”的，吕思勉对中国古代医籍深有研究，有这种作品是不足为奇的，但是该文没有提及《中国医学源流论》一书。再读的是李永圻和张耕华为《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所写的前言以及张耕华著的吕思勉传——《人类的祥瑞》。李、张的前言说：“《医籍知津》写于1919年夏，吕先生由谢利恒（观)介绍进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协助谢先生编纂《中国医学大辞典》，撰《中国医籍源流论》（原文如此。——本文作者注)，后未出版，由谢先生私人木刻印行少许册，分送同行友人。”二位作者都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在吕思勉遗作的整理出版及其研究方面，与吕翼仁女士有密切的接触，当早读过1952年吕思勉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所做的自述。（《自述——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载《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4期，第51—60页)但是，他们似乎不太了解以谢观署名的《中国医学源流论》及其在中医和中国医史界的评价，或者没有看过这本书。
谢观与吕思勉是同乡，少时即已相识，吕在1952年的《自述》中对进商务印书馆的缘由做了记述：
“1919年，入商务印书馆，助谢利恒君编辑中国医学词典。予于医学，本无所知，而先外王父程
柚谷先生，先舅均甫先生，先从舅少农先生，皆治汉学而兼知医，故予于中国医书之源流派别，略有所知。谢君本旧友，此时此书亟欲观成，乃将此一部分属（嘱)予襄理。至暑假中事讫。”
这里的“此一部分”，很可能指的就是《医籍知津》。但不知什么原因，谢观并没有把这个材料纳入《中国医学大辞典》，而是在时隔16年后，即1935年，用《中国医学源流论》的书名，由自家的澄斋医社刻印出版。在正文的开头署名是武进谢观利恒著和门人张赞臣校录，前有弟子秦伯未撰写的序言，而将同邑吕思勉撰写的《谢利恒先生传》置之卷首，使得这本书的著作权似乎是铁板钉钉，容不得半点质疑。但是，《医籍知津》的手稿，却一直保存在吕家。1986年，在吕思勉逝世30周年的前夕，吕翼仁将父亲的手稿示于胡道静先生，次年胡先生写的《题记》发表，胡也是史学家，长于古代文献的研究。《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中的《医籍知津》是以抄本为底本，并与原手稿进行了校对（《前言》)。从此《医籍知津》公诸于世。但在中医和中国医史界迄今却毫无反应或浑然不知。
总体来说，吕的《医籍知津》是为辞书而写的，分题细小，篇幅不大，但简明扼要，重点突出。吕先生称此为《医籍知津》，即中国古代医书的入门或导引，恰如其分。《中国医学源流论》帽子似嫌过大，文体也不相称，内容与书名形成反差。由于吕思勉的大著原来是为《中国医学大辞典》所撰写，谢观是词典的主编，吕应聘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做事，其实就是为了他的的这个目的，似乎成为谢观掠人之美而心安理得的一个理由，不过《中国医学源流论》上所加的闲言赘语，是否为了做点改头换面做点掩饰呢？
也许有人说，吕思勉在为此书所写的《谢利恒先生传》中承认，《中国医学源流论》是谢观与其弟子论学的成果，当如何解释？吕文说：“君年五十有六，乃谢世务，居澄斋不复出，但日为弟子讨论学术，而君弟子群谋言论辑君言论行事，以告当世。曰《中国医学源流论》……”他们二人差不多是同龄人，其时吕已是上海光华大学知名教授和历史系主任，根本不会参与谢这个圈子讨论中医问题，而且《医籍知津》写成于十多年前，也不是这个时期的作品。吕思勉为什么这样写，的确有些令人费解，但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指在此时吕的稿子在出版前由弟子“张赞臣校录”或是讨论过，二是吕是宽厚之人，受传主的示意亦未可知。
吕思勉是史学家，而此书在短期内完成，对中国历代医籍及其源流条分缕析如数家珍。那么，有没有可能吕著是在谢观帮助或指导下完成的呢？这种疑问是出于对吕先生的才能、经历和家庭背景的不了解。吕先生旁出中医世家，耳濡目染，“读过的古典医籍之多，钻研之深，是罕有伦比的”，其实他“是一位精通祖国传统医学的学者”（引自胡道静《题记》)。也可以说，正因为谢观了解他对中医书籍了然于胸，才邀请他应急协助他编写《中国医学大辞典》的。吕先生此前就在东吴大学等校教授过文史课程，历史和中国医学的学问兼备，所以，称他为中国医学史家是实至名归的。同样，也可以在《谢利恒先生传》中找到辩驳的理由。吕在称赞谢观以后接着写道：“予颇读古书，喜事考证，自度无一逾于君。于医学则一无所知，顾君不以为无所知，读古医书，或时下问，相与赏奇析疑……”虽然吕自谦对医学一无所知，但谢却经常向他请教，研讨医籍的疑难问题，学术上高下自现。
《医籍知津》的绪论以简约的文字，对我国各个时期的儒学发展源流作全景式的概括，以“惟医亦然”，衔接到各期重要医家及其医籍的传承，以及与儒学的关联；高屋建瓴，由博返约，这正是学养深厚的史学家撰写专门史的优势；中国医家即使熟读医籍，恐怕也难达到这个境界的。
《医籍知津》是站在学术研究立场上的写作，对中国古代医书的系统考证，究其真伪，辨其是非，察其传承，所以能够客观公允，实事求是，不凭虚拔高，不敝帚自珍。如果中医业者仔细阅读此书，思想狭隘、坚守传统的中医，对书中的一些观点，如对脉诊、五运六气和宋代医学新说之兴起等的评价，未必能够接受。他评论说：“然学术之真必存于事物，后世解剖之学既已绝迹，形下之学又日湮晦，欲明医理，果何所据以资推求哉？于是冥心探索，而其说转遁入于虚无，而五运六气之说兴矣。”从这些话来看，此书也非作为中医业者的谢观所出，而这正是吕思勉先生的真知灼见，是他的科学思想和精神的显现。
《谢利恒先生传》当然是应谢观的请求而作，赞扬历来是传记的主旨，在这点上吕思勉也难免俗。吕先生的为人博得广泛一致的称赞，台湾著名史学家严耕望与吕思勉未曾谋面，但他说：“我想象他一定是一位朴质恬淡、循规蹈矩、不扬露才学，不争取名位的忠厚长者……人生修养极深，冷静、客观、勤力、谨慎、有责任感的科学工作者。”他反对治学作为争取名位的警语手迹，可在有关他的著作卷首见到。从《谢传》中看不出他对自己的心血作品被谢据为己有表示异议，相反却给予肯定，宽宏大量，高山仰止。但是，吕先生未必对己出爱物无违心之痛，因此吕翼仁女士将父亲的《医籍知津》手稿，在两位当事人均已离世数十年之后整理发表，一方面既为父讨还公道，又免除了可能产生的恩怨。
我对中国历史只有一点零星的常识，近些年读了一点吕著历史教科书和有关文化史的启蒙著作，领略了大师的风采，更感到相见恨晚。十多年前读过吕先生的《先秦学术概论》，其中阴阳数术和方技两章，对于深入了解中医的渊源至有裨益，有关中医分期的注释尤其令我欣赏，因而把它摘下编入拙作《哲人评中医——中国近现代学者论中医》（2012年台湾民生书局出版)书中。他在该书中对清代与当时中医的批评是：“惜无科学以为凭借，仍以阴阳五行等为推论之据。遂至非徒不能进步，反益入于虚玄矣。”“直至今日，医家之风气，犹未大变。”
中国旧时的名医大都是洞察人情社会、善于应对进退的聪明书生，有些人的医术并无师承，只是读了些医书行医，发些议论，写了些心得感想。吕思勉先生虽幼承家学，饱读医书，已具备了名医的要素，但没有挂牌行医，这也正是他更为高明的境界。有时书以人兴，设想《中国医学源流论》以吕思勉《医籍知津》问世，会不会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中医界如此的崇奉呢？《医籍知津》的作者一时被张冠李戴，未始不是这本书的一种幸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