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简侯和他的《易简斋医学丛书》
武维春
武简侯是我的祖父，他一生从事过几种不同的职业，包括教师、报纸编辑、图书馆经理等，其中还参加了民国《泰县志》的编写，分纂教育和武备。但最主要的还是行医，他在中医研究上用力最勤，身后留下了17种约200多万字遗稿。
祖父生前有两方闲章，一方是“以振兴四千年中医为己任”、一方是“文词师古、医术从新、草书自娱、拘谨愚民”，后一方章正好概括了他所擅长的三个方面，但因该印鉴较大，平时在他的书法作品中很少用，我只看到在一帧大幅的书法作品中用过此印。 2001年，是祖父逝世30周年，为了表达对祖父的纪念，父亲将其书法作品进行收集整理，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和江苏美术出版社印成《武简侯书法集》行世。当年父亲的设想是先出版书法集，有条件的时候再将医稿整理出版。
2004年，父亲不幸病逝，整理祖父医稿的任务也就更多地落在了我的肩上。去年深秋我出差北京，到中医古籍出版社拜访了刘从明社长，向他介绍了我祖父医稿的情况，承刘社长关心，很快决定将医稿《经方随证应用法》由中医古籍出版社于2007年上半年出版。听到刘社长决定出版的电话时，我喜极而泣，因为这圆了几代人的梦。当今人们的希望，大多是为实现某种阶段性的欲望，如买房、买车等，那种高兴和满足只是一时的快慰。而像这样，凝聚几代人希望的，只能是与文化传承有关的事。我想到一件旧事，我祖父去世前几天，他将我和我的堂姐叫到他面前，主要谈自己的后事，其中一件就是他去世后，墓碑上写“中医武简侯葬此”，而不是按照一般家人的称呼。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我感受到他对所从事的祖国医学研究的深厚感情，这使我愈觉应该将这些医稿能整理问世，既贡献给医生和病人，也使我祖父的心血不致白费。
祖父接触中医，是从向塾师宫嘉钰求学起，当时他曾手抄《医学实在易》一书，后长期坚持自学。他也曾于1937年入天津国医专修学院深造，兼研习西医。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他将自己的经验和对前辈医家的理解，写成专著和论文，这里我将他生前写的医稿，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祖父将自己的医稿起名为《易简斋医学从书》，计17种，他曾经编了一份目录，这套书是：
01.《危证治验录》 02.《怎样认识中医》
03.《妇科各病外治简要》 04.《儿科各病外治备要》
05.《中医
花柳病学》 06.《各病外治录存》
07.《经方随证应用法》 08.《农村备用要方》
09.《各科简易经效方》 10.《药证学》
11.《仲圣方证合一要诀》 12.《本草附方选》
13.《针灸杂俎》 14.《中西各病证治会要》
15.《简要按摩术》（内外科、伤科) 16.《中医术语浅释》
17.《小儿适用推拿法》
《易简斋医学丛书》的动笔时间可以上溯到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1939年，他撰成书稿《仲圣方证合一要诀》和《妇科百病勿药疗法》（后改名为《妇科各病外治简要》)。在全套书稿中，对经方和外治法的研究，可以说是倾注了毕生精力，这从现存医稿所占的分量可以看出来。
在我祖父看来，中国医学以晋代为界，走的是两种不同的路。 晋代以上，是一条疾医的路。晋代以后，才分出一条阴阳医的路，（此阴阳，系道家所说的阴阳五行之阴阳，不是仲景所借用代表寒性热性的阴阳)。晋朝，道家研究医学，得五运六气等凿空之说，参入医书中，于是学中医的人们，渐渐走入阴阳医的道路，疾医便渐渐减少下去。他认为这是中医的歧途。他说：“自晋代以后，虽然有不少名医出现，而能求到如张仲景、华陀内外科的实际医学，是没有的了”。“而古代疾医方书，留传到现代，除了《
伤寒论》《金匮要略》，是再没有的了。就是这两种书，还多缺佚，尤以《金匮》为甚”。基于这种认识，他对经方作了多方面 的研究，除了《仲圣方证合一要诀》外，他又写过《经方应用法》一书，后来扩展为《经方随证应用法》。这部书，他于1962年写成后，即由江苏泰州市科委油印，并征求有关方面意见。当年江苏省中医研究所有关人员研究后，很快即复函，提了几点看法：1.以方为主，以主药分类，殆仿洄溪《伤寒类方》体，这是治经方者比较正确的观点。2.叙证很平实，无游称夸大处。3.方义解说亦精当，有根据。4.援引前辈经验比较丰富，对后学大有启发和帮助。后来科委帮助联系出版社，准备在1964年底出版，因某种原因以及随之到来的“文革”，这件事也就耽误下来。
外治法也是祖父着力研究的课题，而外治法的先导也可以追溯到张仲景。他举例说，在张仲景《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书中，如
猪胆蜜煎导法，
雄黄熏法，
苦参汤熏洗法，头风摩法，
矾石汤洗法，
狼牙汤洗法，矾石丸，和
蛇床子散纳法，都属于外治法，这是因为有时针灸方剂不能适用、不能直接达到病灶的地方，因而必须采用外治的方法。从《千金方》《外台秘要》两书看，外治法的使用已经更多了。祖父认为“历代医家，间或采用外治法治病，也是有的，但多没有把他重视起来。后来虽有重视的医家，还在少数，如蒋自通著的《通医外治》，赵恕斩著的《串雅外编》，吴尚先著的《理瀹骈文》等书，寥寥无几”。他感叹即以这些现存的著作论，也没有系统和条理，更没有得到中医权威人士的极力倡导，致使这一最稳妥、最有效、最经济的疗法湮没不彰，实在是中医的绝大损失。他在《自叙》中叙述自己行医情况时说过一段话：一些难以诊治的“难病奇病，引起我深入追求古今医家经验方剂，与适用该病针灸、按摩、外治、食养及精神等疗法。尤其对于外治法，详加收罗，以备广泛应用，原有意编纂《外治学》（另别儿科、妇科)，能否成功，尚有待也。”这段话写于 1956年，后来在《经方随证应用法》完稿后，他即将《儿科各病外治备要》修订完成，这两部书他都是请朋友帮助誊清的，在誊清稿上他又仔细作了校正。从他保留下来的信件看，当年他非常希望将医稿尽早整理完成。谈他儿科病的外治时，他认为“用外治易于治愈之理，则以小儿身体各部诸脏器，与脉管神经等之抵抗力极为薄弱，只需轻微之外治与
器械之刺激，其感受性较诸成人特别旺盛，可使
内脏神经血液，均获得调整正常。设使外用之法稍差，犹可随时变换无害也。至于内服之药，设有遗误，则为害滋多”。他在誊清的《儿科各病外治备要》前题辞曰：“此书为余创作，系经过数十年苦心经营而写成的，不但医家宜用，既一般普通人民，亦可备查使用。比用内服药治病，无流弊而多速效，子孙其宝之。保存勿失、利人利己，勿作寻常书稿观可也。切嘱，切嘱”。人们常说“是药三分毒”，可见凡是药物在治疗疾病的同时都可能产生副作用，因此外治法的优越性是不言而喻的。“无流弊而多速效”应该说是他对外治法的基本看法。除《儿科各病外治法》外，现存的有上面目录上列的《妇科各病外治简要》和《各病外治录存》。
祖父的医稿，尽管有200多万字，但誊清的医稿只有《经方随证应用法》（23万字)和《儿科各病外治备要》（15万字)，其他都属草稿性质。因我们后人不行医，因此这批医稿的整理变成了难题，也是我们后人的最大遗憾。
在未整理完的医稿中，有三种部头较大，一种是《各科简易经效方》，“文革”中，虽然因“破四旧”抄家，但祖父还是坚持该书稿的写作， 1967年，他为正在编写的《各科简易经效方》写了前言，并继续增补内容。这部书分科编写，装订为24分册，约40多万字（见图)。一种是《药证学》，分装三册，约14万字（见图)。一种是《本草附方选》，约20万字（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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