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方读书社:[原创]遗失的简牍：中医经方是上古医学

文/ graydragon

——对上古文化史（从新石器时代到春秋前后)，除了考古成就，在文献上，我们的认识，几乎是空白。而《伤寒杂病论》写作的原始素材，正是在这段时间区域内发展而来的。我们今天所称道的中医经方，属于上古医学。而金元以后兴起之医学，属于中古医学，直到明清瘟病，其中不可否认，混入了上古医学的些许气质。

上古时代，是文化的萌芽期，思维极其朴素，甚至可以用简单来形容。很多后来具有影响力，占据统治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阵地的所谓阴阳、易、五行、道、儒等学说，从文化发生的角度来分析，在上古时代的早期和中期不可能产生，它们的萌芽应该是在中晚期。这些思想文化今天看来不科学，不高级，但与上古人类的思维素质相比，已经是大“巧”而非常高级、成熟、体系化了。

然而中草药治疗疾病的经验，出于中华古人类生存的本能需要，上溯到新石器时代就开始了漫长的艰难探索。所谓医、食、住、行，是人在地球上生存的基本内容。没有医，人种的繁衍必将面临中断的危机。在神农尝百草这个传说中，蕴涵的更是一个氏族的期望与重负，所以，这些部落的疾医才能不顾个人安危，日尝百草而中七十余毒。

所以，药物的治疗实践经验，其产生远先于我们现在所称道的阴阳五行、易等这些所谓的中国古典文化思想之形成成熟。换一个角度来说，用阴阳五行、易等体系化思想来试图解读极其朴素的中药，是把上古人类想的太聪明了，而亵渎了他们的天真。

老子言：“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也；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这实际是大“巧”，古之人自始而有欺诈之心。但上古时代早中期的人类，天性淳朴，用《黄帝内经》的话来说，是“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故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上古天真论》描写的宛如世外桃源，实际情况当然没这么好，毕竟上古人类的生存条件残酷苛刻得多，还有如部落的祭杀等凶残行为，这也是文明尚处低级，思维不够发达所导致，可看作天性淳朴之劣性面，不喜欢的就杀掉，可见其思维之单纯。

《韩非子*五蠹》载“上古之世......民食果裸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肠胃，民多疾病”，文字描叙了上古人类的日常生活图景片段，也正是在这种日常的采集劳作中，上古人类逐步获得了单味药物的应用经验。考古学把使用打制石器的时期，称为旧石器时代；使用磨制石器的时期，称为新石器时代。根据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的陕西西安半坡氏族遗址，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已经有了原始的农业，对粟、水稻的栽培，这说明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对植物的认识已经相当丰富并能有意识加以利用。但单味药物应用经验的首次获得，仍然是毫无意识毫无动机，是通过身体的反复尝试才猛然意识到的，其单纯一如双手探入溪水中而感到的冰洌。这种思维支配是极其简单的一一对应，没有转折。而由无意识的经验获得上升到有意识的探索认知，这是思维的发展。从单味药物的经验把握，到复方的偶然发生然后有意识去试验掌握，再开始新一轮复方的探索，这是思维的高级化。老子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也点出了中医经方诸多方证的产生规律，这一过程，是古人脑力、思维能力的不断增强，由简单而逐渐发展到复杂，再复杂。

根据一些史料研究，春秋时期，阴阳、易、五行、道、儒等体系化思想开始初步萌芽，在战国时期进一步争鸣，最终在两汉时期得以成熟。笔者不考据这些思想的实质性内容，仅仅从脑力、从思维的角度来分析，说明最迟在两汉时期，知识分子的脑力已经具备分析问题的能力、剖析洞察事物本质的能力、收集信息数据的能力、对知识进行体系化的能力等，同时因语言文字的传播，他们有条件面对大量的古人类遗产，第一手资料。而这说明，在两汉时期写作《伤寒杂病论》这样的医学著作，其客观条件已经成熟。至于由谁来写，以怎样的形式，怎样的内容来写作，自不待后人担心。

最终，东汉时期的伤寒流行，使这本医学典籍横空出世却又隐晦被篡改而扑朔迷离，但它终究是幸运的，一千七百年后的今天尚能读到其中的片段，隐晦而探寻其真面目。而如《汉书*艺文志》所载，“医经七家，二百一十六卷”，“经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这些医学典籍却是再也无法看到了，它们是华夏失落的文明。至于《伤寒杂病论》的本来面目，恐怕也只能乘坐时光快车去请问张仲景本人。而在感叹之余，追思其时写作文稿，而能一览当时所存之医学文献，能亲受经方宗师之所传授，心情又该是怎样的一种激动！因为，这是华夏文明的骄傲。也就在此之后，一次古文明的播种、耕耘、收获的轮回在华夏这片土地上走到了尽头。曾有学者指出，东汉之后，中国的古典文化思想骤然中断。上古医学，到东汉时期，刹那间闪射出耀眼光芒，然后骤然熄灭而几成绝响。

此后的一千七百年，是阴阳五行医学思想滋生、发展、壮大的时空，自张元素揭开中古医学的面纱，从此中国医学走上了另一条尴尬的不归路。

中医阴阳五行体系：中古医学，萌芽于春秋战国，成熟于两汉，兴盛于金元，争鸣于明清，教学于当代各中医高校。

中医经方体系：上古医学，肇始于春秋战国之前（源头上溯自新石器时代)，成熟于两汉，隐没篡改于晋，复苏于宋，争鸣于明清，东渐于日本，陪衬于当代。


《伤寒杂病论》前东汉医学透视（1)——《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考
http://jfbbs.ctzy。net/read.php?tid=739

《伤寒杂病论》前东汉医学透视（2)——《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考
http://jfbbs.ctzy。net/read.php?tid=754

《伤寒杂病论》前东汉医学透视（3)
故露马脚，示人以故——从《伤寒论》《金匮要略》方剂命名规则谈起

http://jfbbs.ctzy。net/read.php?tid=785

“路漫漫，其修远”，谨以此文预祝《经方论坛》第一辑付梓出版！

这个话题很好，graydragon 继续思考下去，继续写下去！

谢谢黄煌老师！

支持楼主！我与楼主的看法基本相同。
现在提倡回归经典，大多追溯到《内经》时代，我感觉，《内经》应该算作中医学发展过程的一个里程碑，战国至秦汉时期，那是哲学思潮和哲理思维觉醒之际，人们开始用各种理性思维整理之前的各种成就，《内经》即是在如此背景下诞生，那是对原始人类在直观和粗糙的思维模式下所认识的事物和现象进行了一种理性加工。
我个人觉得，用药理论——即除了针灸和其他治疗方法之外，且不说它是否具有自身的理论，或纯粹是经验的积累，至少不应该过分的依附于《内经》去解释，过渡的解释和阐释，其实本身会给人的理解造成一种混乱。
我最近在看一本《论原始中医》，这位作者就在讲述《内经》之前的中医学，楼主如果尚未看过，有空可以看看啊！

黄煌教授建议此话题的思考。由此，我认为在继承古方和创新应用方面，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的临床实践与理论总结的方法，应该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是否可以从中医临床与研究的方法学的角度，去研究仲景学术，或许会给我们现代的中医的传承与发展带来启示！黄教授，不知你认为此设想当否？

对的。第一，要将张仲景当作一位医生来研究，张仲景不是神，而是人，而且是距今近1800年前的古人。张仲景有他的局限性。第二，将《伤寒论》《金匮要略》当作临床经验的总结去探讨。这是临床的实录，而不是理论的大典。经典为我们研究理论提供了很大的空间。第三，《伤寒论》《金匮要略》不是全书。因为是临床实录，所以不可能全面，往往是局部，是零碎的，我们还需要不断完善和补充。第四，经典中蕴含的方法论是最为珍贵的，这里有古代医学认识人体认识疾病以及控制疾病的思想和方法，这是中医学不断发展壮大的基础，是中医学的灵魂。

中医远不是仅仅有阴阳五行医学与上古医学划分这样简单.
楼主固然勤于思考,但未免机械了.
阴阳五行医学的提法本身就有问题,阴阳五行不过是秦汉时期的一种思想方法而已，不仅渐于医学，而且影响了秦汉几乎所有的自然与社会科学，包括最具实战性的兵家，看看武经七书，亦尽是阴阳家言．
战国至秦汉之季的显学，大抵有儒、墨、道、法、名、阴阳诸家，六家各有要旨，未必都崇阴阳。盖阴阳五行诸说，肇始于春秋的自然主义者（以道家为主)，成熟于邹衍（战国齐国哲学家)，显赫于秦至前汉．汉初尚黄老，以阴阳为哲学根柢，在＜史记＞中有阴阳家的思想线索，惜未有专书传世．
医经在汉代成熟，受阴阳家影响，势所必然．哲学理论解释科技现象，古今皆然．但是，科技自是科技，有其本身的规律，不能因为它的某种解释方法，就认同于它从此种解释方法出了，更不能命名于某某医学．
看看内经，虽然有很多篇章有阴阳五行学的痕迹，但这是哲学的解释方法而已，大量的还是古人认识生命现象的客观记录与思维认识（包括阴阳五行的认识)．我们应当从医经中将古人想说而没有说明白的东西诠释出来，而不是以阴阳五行医学命名之而弃之．
阴阳是什么，五行是什么，本来也是十分朴素的命题，一点也不玄奥，四时更替，日夜轮回，星移斗转，水火炎凉，这些是自然界的公理，一点也不神秘呀．别一说阴阳五行就以为踏入玄学的泥淖．
正确地认识，中医学发生的过程，正确认识中医学各种药物与经脉治疗方法的由来，认识社会人文因素与自然科技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才能让中医学变得真实．
伤寒论的实践性很强，但不能就说其闪耀着上古色彩，它的每方每药都是古代医生一代一代的实践与传承的结果，理不清其药其理的发生过程，就说其是上古医学，与汉代尚黄老，动不动托名黄帝书是一回事．
一种药物的治疗作用，某个部位的刺灸效果，都有它的来源，但它们的来源是多元的，有的是实践的总结，有的是思想的传信，有的是风潮所致．这些都需要严谨的态度去认知．
举个例子：桃仁与杏仁．两者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很相似，都是蔷薇科植物的种子，形状大小色泽也相似，按照古人的认识世界的方法，应该得到它们药理作用相似的结果．但两者的药理作用却大大不同，一个是活血化瘀药，一个是平喘止咳药，相去远矣．现代药学也证明两者的药理活性成分都是甙类，为什么中医学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呢．
这一结论从本经就有了，伤寒论方中也有体现．说明在汉代的经方中就明显区分了．经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认识呢？仔细研究可以发现，桃这一植物的用途与巫术有关，用以驱邪，而妇科征瘕等病，古人不认识，只当是鬼祟，当然用桃仁治．桃仁的活血作用大抵由此而来．
所以，作医史研究或者文献研究，不能表面化玩概念，要能解决实际问题．阴阳五行也没什么，与麻黄汤治风寒一样，都有其认识的过程，只不过阴阳五行承载的东西太多了，我们要给它减负．
宋元以后的医学，也未必是末世，不过受程朱之学的影响多一些，揭开面纱，我们还是能找到金子的．

一笑先生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审视古代医学，谈得十分实在。这种态度，是我们研究经方所应遵循的。

谢谢黄教授！“经典中蕴含的方法论是最为珍贵的，这里有古代医学认识人体认识疾病以及控制疾病的思想和方法，这是中医学不断发展壮大的基础，是中医学的灵魂。”诚然如是。在此继承的基础上，我们在研究经方时，是否还有必要，或者还有可能借鉴现代其它的一些研究方法呢？当然，只是借鉴合适的方法学而已，而其目的不是进行“非中医”式的研究。  

今天才看到一笑先生的回帖，非常精彩，如果能有足够的时间向一笑先生请教，我想肯定也是精彩的！

“阴阳五行医学”的提法或许不够规范，但毫无疑问，对《黄帝内经》而言，脏腑体系是它的核心，是《黄帝内经》医学体系的理论根基，假如颠覆了脏腑体系，则《黄帝内经》自然瓦解。

在我看来，脏腑学说只是一种假说，它具有隐蔽的欺骗性素质。

至于，医学实践的问题，7000年以来甚至上溯到1万5千年前，在中国大陆这片土壤上从来没有停止过。

graydragon 先生客气了，如果先生身在南京，很愿意与先生当面切磋。

赵洪钧先生也有类似观点：离开了阴阳五行，则内经就没有了支撑，自然瓦解。（印象中此观点出自他的《内经时代》)

大致同意graydragon 的观点：脏腑体系只是一种理论构架，它具有隐蔽的欺骗性质。

显然，楼主是将脏脏学说与阴阳五行学说约等了起来。但不能因为这两种学说的“非实践性”就不去研究它了。内经的脏腑虽然也有大量的性质是属于解剖的，但大致是属于一种“阴阳五行化”的脏腑，这一点无所疑问（其实“阴阳五行化”也不准确，因为还有其它哲学思想或者数术思想的影响，不单纯是阴阳五行)，比较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数术化的脏腑”。

从最早的解剖认识，到数术化的脏腑，这一转变是两汉时期的医学理论体系化的需要，有大量的人为的因素，但也不是没有一点进步的意义，我们在解读的时候，应当将其中的真实内容解读出来。

千古遗书迷远近，今天，我们能不能对经典有比较准确的解读？是一个问题。

脏腑学说是讲气化，观《黄帝内经》中人体功能气化模型并非脏腑一家，三焦也是气化模型，六经也是气化模型，所以，未必中医的基础理论一定要建立在脏腑学说这一功能气化模型基础上。摈除了脏腑学说的《黄帝内经》，完全可以重新再建中医基础理论，所以，剔除脏腑学说并非推翻中医基础理论，而是推翻中医中的这种以五行观来认识人体、认识医学的思维观。

剔除脏腑学说，其统驭下的诸多元素依然有其医学意义，因为它们其中一些是来自于临床，我看倒不妨把五行脏腑学说比做是附着在中医中药之上的一只毒蜘蛛。

二千年前的古人把五行思想引入到医学在当时是一种创举，但二千年后的今天，如果我们还在遵循这种模式，那就是今人的愚昧无知了。

《黄帝内经》虽然是中医经典，但在其产生发展过程中不断被后人所改编，脏腑学说的加入，恐怕是最彻底的一次洗脑、改编。所以，今人即便是改编《黄帝内经》也并非什么大逆不道的新鲜事，因为战国人做过、汉朝人做过、晋朝人做过、隋唐人也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