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李华安的《康平
伤寒论评注》，绪论里面介绍了日本《伤寒论》的情况，先整理出一部分，发在这里。
（一)、《伤寒论》与汉方医学的古方派
汉方医学、东洋医学、皇汉医学、中国医学，都是曰本在明治时期医疗制度的改革中，为了区别于逐渐占优势地位的西洋医学而提出的中医学术语，其含义是专指从中国传入的使用中药和针灸进行治疗的医学。不过，汉方医学自古代中国传入日本以后，经过日本长时间的消化吸收，已经被改造成为结合日本实际情况并产生了独特变化的汉方医学了，与现在中国的中医学有着明显的不同。
日本文化属于中国文化圈，从古代起，日本就一直受着大陆文化的影响，并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文化。在医学方面也是如此。
7世纪初，日本与中国大陆直接来往，从而也直接引进了中国医学。直到4世纪，日本专门吸取中国各时代的医学。16世纪时，首先由田代三喜（1465~1537)从中国学得了李东垣、
朱丹溪医学，然后由田代三喜的门人曲直濑道三（1507~1594)把李朱医学传播到整个日本，时人称之为“道三学派”。
到了江户中期（17世纪)“道三流派”明显衰败。以名古屋玄医（1628~1696)为首的医学家，开始提倡张仲景医学。经过许多匡学家历史一个世纪的努力，张仲景医学在日本医学界占居了绝对的主导地位。
在日本医学史上，把“道三学派”推广的李朱医学称为“后世方”，而把名古屋玄医提倡并推广开来的张仲景医学称为“古方”。这就是日本汉方医学中的两大派，即后世方派和古方派。那么，为什么把先兴起的学派称为“后世方”而把后兴起的学派称为“古方”呢？这是因为在中国医学史上，汉代张仲景的医学比金元李朱医学更为古老的缘故。
所谓张仲景医学，指的是《伤寒杂病论》。虽然该书至宋代被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分，但是仍以《伤寒论》作为张仲景的代表作。《伤寒论》被视为医学之典范。（二)古方派兴起的背景
由曲直濑道三开始的后世方派，经过第二代和第三代，代代相传，做了世袭的御医，专给上层看病。因为给地位高的看病，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所以不能大胆地进行治疗。一个人不敢负责就实行集体负责制，而且只使用一些昂贵的滋补药或作用缓和的药物。由于脱离医疗实践；只能是研究和清谈空头理论，并且依靠政治权力压抑新生力量。晚期的后世方派，不仅拘泥于金元医学的空洞理论，而且在医疗上也产生了滥用温补的弊端，从而堕落到明哲保身，无所作为的地步，这就是古方派兴起的医学界的背景。
领导江户时代的统治阶层，是通过战争在崭新的社会基础上产生的，他们顺应了社会发展的潮流，使整个社会从支配中世纪的神学思想中解放了出来，农业和渔业也随之发展了，由于农具的改良和水利工程的修建而带动的土木工程学和天文学及历法学也向前发展了。这些学问随着西方自然科学的输入而逐渐达到某种发达的程度。与此相应，哲学上的经验实证主义占居了哲学的主导地位。以伊藤仁斋为首掀起的儒学复古运动也就发生了。
儒学复古运动的领袖们认为，古朴的儒学本来是经验实证主义哲学。现实中盛行的朱子儒学是从古代儒学衍化出来的，其思辨合理主义和当时日本社会现实是矛盾的，因此应该复兴古朴的孔子儒学。所以说，儒学复古运动的实质，是提倡经验实证主义，使儒学顺应当时日本社会潮流的发展。
在儒学复古运动的影响下，汉方医学也开始振兴，并揿起了医学复古运动，并产生了古方派。
创立古方派的医学家认为，李朱医学跟朱子儒学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受思辨合理主义的支配，跟当时蓬勃发展的自然科学不相融。然而古朴的张仲景医学是由纯粹观察和实验而得到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是以方证对应的形式写成的，而且再现率也很高，算是一种经验实证医学。汉方医学中的古方派，就是从尚古和实证的指导思想出发，以未掺入阴阳五行思辨形式的《伤寒论》为基础，通过研究和实践而逐渐建立起来的。(三)古方派对《伤寒论》的发扬
随着对《伤寒论》的不断研究，古方派又进一步分成两派，一派是以吉益东洞为首的现象论派，另一派是以山胁东洋为首的实体论派，吉益东洞（1702~1773)以“亲自实验”和“不亲眼见的就不能说”作为两条原则，从观察和实验的立凝出发去研究《伤寒论》，屛弃了臆测和假说，通过四诊归纳病证，并选取相应的方剂去治疗，名之曰“方证相对”。通过方证相对，能治疗尚未确定病名的疾病，凭证决定方药，通过方药也能反过来推断病证，现象论派不仅遵循《伤寒论》去治疗伤寒病，而且通过“方证相对，随证治之”的原则而治疗存病，即所谓“百病有伤寒，伤寒有百病”。尽管“方证相对，随证治之”实际上不能治百病，但是吉益东洞却因此而剔除了《伤寒论》中的有关思辨合理主义的内容。
吉益东洞的儿子吉益南涯，继吉益东洞之后，在病因和疾病分类方面，采取了气、血、水等病因论，跟其他古方家一道，又恢复使用被吉益东洞一度舍弃的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分类法，以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三阴、三阳、淤血、水毒、气滞等，作为对病因和疾病的分类提纲，从而发展了《伤寒论》的诊断理论。同时还提倡使用病名诊断，古方家针对王叔和的《脉经》和《内经》体系的脉诊反对《伤寒论》中的脉诊法，反对靠思辨和猜测的诊脉法和非常繁杂的过于形式主义的脉象分类法。与此同时，古方家十分重视并发展了客观性较强的《伤寒论》中的腹诊法。由于在当时城镇居民中，除高贵者外，对显露肌腹都不感到羞辱，因此腹诊容易被患者接受，这也是古方家发展和使用腹诊法的有利条件。
吉益流派的古方家之所以重视和发展腹诊，还因为腹诊不仅是诊断伤寒的重要手段，而且在杂痼和难症之类的慢性病中也有很高的诊断价值。然而汉方医学的腹诊法跟西洋医学的腹诊法大相经庭，它是以《伤寒论》，《金匮要略》条文中所指示的腹部症状为基础，通过临床实践，作为疾病的证据，以方证相对的形式予以固定下来，是通过长期的经验习
得的。可因为腹诊属于技能方而的学问，需要在临床上代代相传，所以有许多内界已经失传了。虽然现在还作有古人写的圈解版诊书籍，但是有的内容因为当时的病和现在的病不同，如
梅毒的腹诊法等，观在都无用了。然而研究这些腹证使之进一步发展，无疑是有重要临床意义的。
古方家对舌诊也很重视，他们认为，既然观察眼底血管可以了解体内的血管，同理，通过望舌也可以直接了解内脏的情况，而且诸如肌肉的营养状况、弹性、萎缩狀况、血循环、郁血.贪血、血中含氧量、浮肿、
脱水等，都可以通过望舌加以了解。
山胁东洋（1705~1762)是实体论派的创始人，他出身于朝廷医官之家，主张度除道三学派，提出“釆用新法，实践古学”的主张。山胁东洋对《内经》的五脏说法持有疑问，他认为正确的脏腑知识是科学医学的基础。他首先发现中国古代医学关于人体结构及凡功能的说法大多是观念性的，而非实体性的。由此，他在日木医学史上首次施行了尸体解剖，从而由现象见进一步走向弄清实体的方向了。
在山胁东洋以前，医学是以实用为目的，以临床为中心的，通过医疗实践而总结的临床经验医学，解剖、生理、病理等基础医学不发达。山胁东洋根据解剖所见，编写了《脏志》一书，并由此表明，在人体结构学方面，解剖图谱比古典的脏象说更为实体化了。
在山胁东洋门下，培养出许多优秀的人才，特别有名的是永富独啸庵（1733~1766)，他既格外重视《伤寒论》，乂对荷兰医学感兴趣，被认为始“汉兰折衷派”（日本最初称西洋底学为兰医，因为最早把西洋医学传入日本的是荷兰医生)，相当于中国的中西医结合派。
日本明治年间（1868~1912)，实行开放政策，举国全盘西化，汉方医学也濒于被消灭。但是西医药对当时的大多数疾病却又束手无策，一些学过西医而且富有探索精神的学者，力求在苦闷中寻求一条出路，这又给汉方医学的复兴带來了新的契机。
明治43年（1910)，学过西医的和田启十郎撰写了《医界之铁椎》一书，强调汉方治疗的优越性，震动了整个日本医界。其弟子汤本求真，于昭和三年（1928)，撰写了《皇汉医学》三卷，此书首次结合西洋医学知识解释汉方医学，成为推动汉方医学复兴的巨大动;我国民初的中医学家陆渊雷十分赞赏该书，并参考《皇汉医学》来注释《伤寒论》，他在《伤寒论今释》一书的序言中感叹说：“倘仲景忧在，其必曰：吾道东矣”，汉方医学在眧和初年（1926)得到了复兴，半个世纪以来发展很快，日本的汉方医家最近声称，他们在不久的将来，要创立比中医学更加先进时东洋医学，口气咄咄逼人。
二、昭和年间（1925~1988)汉方的发展
（一)昭和年间汉方医学的流派汉方医学在昭和初年开始得到复兴并迅速发展，但是由于明治年间的医疗制度规定，只有学过西洋医学并经考试合格者才能获得医师资格，而且只有取得医师资格的人才能行医，从而才能自由地研究和从事汉方医学的治疗工作。也就是说，没有学过西医的人便没有资格学习和研究汉方医学，更不允许单纯以汉方医的名义行医。因此现在的日本汉方医都是现学了西洋医学而后才学得汉方医学的，属于日本医史上的“汉兰折衷派”，即相当于中国的西学中派。
昭和年间的汉方医，尽管可以笼统地划为“汉兰折衷派”，但是仔细加以考察，他们掌握的西洋医学知识虽然相同，可是他们所拥有的汉方医学知识却不尽相同。大体说来，
可分为汉方医、汉方针灸医和汉方药师，并且在汉方医中又以古方派为主流。因此，日本东洋医学的特点，从汤本求真的《皇汉医学》开始，主要是在继承和发要张仲景的《伤寒论》的基础上形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