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伟俊先生是中医肾病专家邹云翔先生之孙。
张简斋（公元1880—1950年)，字师勤，祖藉安徽桐城，但在简斋出生时，张氏迁居南京已有数代，前辈皆行医。简斋生于清季，年少时就博闻强记，十六岁时曾参加科举，为前清末代贡生（拔贡)。简斋十七岁时便在其父张厚之的指点下专攻岐黄术，已有志于用医道济世利民。简斋二十五岁时，清廷下令废除科举，于是他更加潜心承继家传医道，已无意于功名。简斋刚过而立之年，便目睹了江山改朝换代。奈他年过不惑时，还未能医运亨通，求诊者尚寥寥无几，当时举家食粥，家境甚为清贫。
１９２５年春夏之交，南京温病流行。当时的时医习用清凉方药作对治，皆效不显著。简斋见状则另辟蹊径，采用小
柴胡汤法以求和治之，又以辛温宣散之法取效者甚众，使不少温病患者立起沉疴。从此简斋一举成名，时来运转。到了１９２０年代末，逾不惑之年的张简斋已蜚声中华医坛了，家境也日见小康。当时世称医术高超的“南京二张”，其中之一便是张简斋（另一位是张栋梁)。后来医坛又称“南张北施”为当时中华医林之尊，其中的“南张”便是指张简斋，“北施”则指北京名医施今墨。１９３３年，张简斋曾以二剂药治愈过国民政府林森的隐症，林森便恭亲书写“当世医宗”一匾相赠。１９４２年，林森在重庆病危时依然相信张简斋的医道，曾延请简老诊治（当时简老诊后未开处方，认为病已无可救药了)。１９４１年夏天，简老还在重庆治愈过宋美龄的胃疾。１９４３年，时任抗日远征军司令长官的陈诚因胃病复发，亦曾延请简老乘飞机赴昆明诊治，一周内便将陈诚的胃病治愈，然后速速返渝。１９４５年，简老又曾以三剂中药治愈过行政院长宋子文的
腰痛症，本来渺视中医的宋子文就此也不好意思再瞧不起中医了。抗战胜利后，张简斋还在南京治愈过董必武的老年性
慢性支气管炎症。１９４７年中共代表团从南京北撤回延安前夕，周恩来与邓颖超还特地赴城南鞍辔坊的张氏寓所，与简老话别辞行。
张简斋精通《内经》医理，博采中医各家之长，而于清朝程钟龄的《医学心悟》尤有心得。张兼通临床各科，而尤善治疗杂感和疑难杂症（包括妇科)。因其门诊病人太多，他不得不同时给三个病人看病：左右手分别替乙、丙两人切脉，身旁坐着两个侍诊门生代写处方，口中则报出前一位甲病人的药方让侍诊门生抄录，最后处方则由他亲自审正。如此居然手到病知，药到病除，简
老因此被时人称之为医林奇才。张简斋是位儒医，是个文人，生平也喜欢与当时文人笔墨往来。于右任曾于１９４８年集宋人陆游诗句“风云未展匡时路，天地能知许国心”书赠张简斋。这年秋，国内著名词曲家卢前又曾集李煜、范仲淹二人名句，写成楹联赠送张简斋：“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他们好像都在无心的预测着简老的人生结局。考简老生平目睹过二次人世间的江山兴亡。早年，他见过一次沧海变桑田。暮年，他又见到了一次桑田变沧海。１９５０年７月，张简斋忽患
伤风感冒，后内陷，转为
肺炎。这位已经充满无限人生感慨的金陵大医家就此一病不起，在香港溘然长逝，二十世纪最后一颗中医界的亮星也就此悄然陨落。从此，中国永久地失去了“南张”。之后，张简斋的医道及赫赫医迹也随之销声匿迹，国内的中医也更加灾难深重了。简老作古后不数年，国内的中医界又开始遭受中西医结合势力的强力冲击，继续被西医改造，显得更加的魔难重重。显然，“南张”陨落之后，维持到了二十世纪的中医古塔也随之倾倒了。自后国内中医界再也没有兴旺过。叹简老一生二次离乡别井，最后居然客死他乡。我想，这一定是造化给中国人显示着一种象征，用来预示中医的前途茫茫，将要进入山穷水尽之境。１９５０年代以后，国内中医界的处境确实越来越艰难。文革结束后，海峡两岸老一辈人又纷纷思念着昔日的一代医星张简斋。到了１９７９年，先祖父也已经成了八旬老人。记得这年１月，先祖父认真地向江苏省中医学会提交了一个《动议》，希望抢救包括张简斋在内的江苏省内所有被埋没着的中医遗产，他在这份《动议》上写着这样文字：“南京有三卿（隋仲卿、朱子卿、伍俊卿)，在１００年前擅名当时，还有王筱石。在一百年后有二张（张栋梁、张简斋)，当大汉奸汪精卫扼杀我们中医的时代，二张用中医药治病，疗效卓著，力撑危局，深得群众信仰。以上六人定有
论著或医案，应当访问，（简老在重庆行医时与余在重庆中央国医馆共事过，以师礼事之，后闻得简老有弟子陶某在重庆行医时代出了一本医案，余未见之。其在南京行医时有医案，其弟子张筱川老中医留有该书，余曾借阅抄录过，将来可整理出版)”这大概就是简老作古后国内第一次提出要求抢救简老医道的呼声了。后来，国内报刊上又渐渐露出了张简斋的名字。显然，世人已都在盼望抢救简老的宝贵医道。据与简老亲近过的学生回忆，简老在抗战胜利后，一度也曾想要整理自已的晚年医案，奈总因当时学生们之间出现诸多磨擦，加上简老昔年诊务过于繁忙，无暇亲自整理这些医案，故而没能实现这个愿望，使他生前没有医著传世。这是多么可惜的事啊！幸运的是，先祖父于１９５０年代中期从简老门人张筱川先生处借抄了５４１例简老晚年医案，而且悄然珍藏到文革之后。１９７０年代初，我跟随先祖父学中医期间，先祖父曾谆谆嘱咐我要认真学习简老医道，还要我日后整理好这份医案。其实，这份幸存下来的医案，都是简老从重庆返回南京后临症实录，那时简老的医术已入化境，炉火纯青矣，其珍贵也就可想而知。１９８３年初夏，我便遵照先祖父的嘱付，先将这些经先祖父手抄过的医案整理成《张简斋医案》一书。先祖父阅过这部书稿后，又嘱我竭力弘扬之。但尽管我先祖父在文革之后有过抢救简老医道的如此大声疾呼，奈当时健在的简老门徒及受业弟子们却默然未响应，他们似乎在文革极左政治思潮之后还心有馀悸，统统都不肯露头。那时连简老的外孙濮家健先生也说过这样一些无奈的话：“张简斋没有什么著作传世，如果他的弟子能够将他临床实践几十年的医案收集，整理出版，那将有益于人民的健康事业。”（见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４日《周末》第3版文)但后来我也总未见有能奋勇而出者。在中医处于如此生存危机的年代，居然会有这样眼看着先师遗道默然消失而无动于衷的门生与弟子。这是多么遗憾的事啊！于是我在这个领域里始终缺失同道，不得不孤独地干着这件辛酸的事。当时我先是与《上海中医药杂志》社作了联系，于１９８４年４月在该杂志上发表了介绍性文章《著名中医张简斋证治杂病的经验》，总算首次公布了十八例简老医案。翌年，我又于重庆出版的《杏林学刊》创刊号上再次发表了二十九例简老医案。１９８７年９月，我又向《山东中医杂志》投去一篇宣传简老医疗经验的文章《张简斋治疗外感病的经验》，结果是石沉大海，不了了之。１９９０年代，我又联系了台湾的《自然保健》杂志，在这家杂志上陆续发表了近百例简老医案，迄今共计发表了约四分之一的简老医案。之后就再也没有什么杂志肯登简老医案了。到了二十世纪末，简老的声名已远去了几近半个世纪，而中国再也没有像张简斋这样纯粹的中医在认真地悬壶济世了，吾先祖父也离开了这个过于世俗，过于浮躁的世界。在神州大地上活跃过几千年的中医于此时已经完全昏睡了，而且进入了传承危机时代。此情此景使我悲愤不已，这种悲愤又使我总是会痴痴地想着如何弘扬简老医道这样的事。岁月苍茫，简老的生前好友大多已经作古，经他亲手治愈过病的病人在世的也不多了。后来我忽然想起了简老生前好友陈立夫老先生还健在台北，他可能已是简老生前好友中唯一还幸存于世的了。幸运的是，从１９９１年开始，立夫老先生与我已有了数年的神交缘份，于是我速速向海峡彼岸投书。１９９５年的１１月２８日，九十六岁高龄的立夫老先生果然为《张简斋医案》题写了书名，也为弘扬简老医道的事出上了一份力，可见人间的真情常在，在海峡彼岸似乎还有一种深切的期盼。当时我的内心也增加了一丝欣慰。
我见过张文康挂名主编的《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丛书中虽保存着北施（今墨)，却缺失了南张（简斋)。张文康啊，你可知道鸿鹄早已飞离了中华神州？缺失了南张，这套丛书又怎么能表达出中医百年的精彩？缺失了南张，即使张文康你能罗列成千上万中医界的时贤，也依然只能算一群燕
雀而已，岂能表达出二十世纪中医的艰辛风骨与坎坷真相？张文康的缺失或许也是无奈的，但却表明了国内的中医早已跌入了低谷，变成一具知了壳，悲夫！
１９９７年４月，简老的孙辈们赴台，特地将简老的骨灰迁往美国，安葬于洛杉机的一个公墓内。眼下，中国的一代名中医依然流落在异国他乡，不知何时能回归故里？在这令人感慨的年代，我便常常翻阅《张简斋医案》。其实，简老的医道并未消失，中医是不生不灭的。
岁月匆匆，我也摆脱了令人讨厌的二十世纪，身不由已地挤进了二十一世纪。台湾的立夫老先生也先后远离了人世。眼下也早已是孔方兄
当道的年代，商业医学大行其道，大陆的出版社大多也看不上《张简斋医案》这类书，我亦冉冉老矣，更是觉得无能为力了。奈简老的这些珍贵医道以及立夫老先生题写的书名却依然埋在我的旧书箱里。想不到抢救简老医道之路会是如此的坎坷啊。我们邹氏两代对这件事似乎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而迎面见到的却尽是山穷水尽的景象，还有就是我心头挥之难去的无奈与悲愤。在此情此景下，我有时也会无意识地盼望着简老的后裔们能赶来大陆，接上我二十多年前整理成的这份《张简斋医案》，不要让它真的烂在我的旧书箱里。或许也是造化在冥冥中的按排，我这无意识的盼望居然也成了真。２００６年７月，从大洋彼岸前来的简老孙子张继凯与我会晤了。后来我就把简老生前无意识留下的５４１例医案统统交给了张继凯先生。这年秋，他表示在适当的时候将《张简斋医案》刊印成书。我也因此能了却了一桩人生心愿，并为吾国中医界留下这一篇辛酸的序文，使我写完了张简斋的往事。从此，我的心情到反而松快了一些。
２００７年２月１０日的上午，我又应张继凯君的盛情邀请，前往莫愁湖对面的一个大厦出席了一次座谈会。当时有十几位中医界人士围坐在一个暖洋洋的小会议室里，纷纷言说着是否应该将以张简斋国医国术申请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样一个严肃的话题。我最后也发了言，既说了些赞成的话，也抒发了一通关于金陵国医兴衰的感慨。我在这个小小的座谈会上似乎也看到了一点小小的希望，只是座谈会之外的中医界却早已西化，中医界早已如鸟兽散，依然让我异常地失望。当时的窗外已能见到被早春笼罩着的古莫愁湖。眼下，在南京这样的古城还能开上这样一类的座谈会，毕竟还是让我有些欣慰的。现在我似乎有了一种直觉，意识到这样的座谈会，以及这本《张简斋医案》的问世或许也就是一种神秘的象征，或是会成为什么预兆，或许也是一种定数，它似乎是在暗示国医日后可能还真的会春光再现。张继凯君的努力也没有白费。翌年，“张简斋国医国术”这项非遗申请项目终于被南京市政府批准了。这是否意味着中华国医要得到中国社会保护了呢？这是中医界的幸运吗？我对这一切都还莫明其妙。我生平见到了简老医道被埋没的伤心事，目睹了中医频临消亡的辛酸事，这样的目睹已足够让我意志消沉了，也打不起什么精神。居然在这样的时候，国内还会有人对着中医落井下石，高喊着要消灭中医，而国内的西化中医更是在为着金钱嚣张不已，而且早已把中医界的老前辈们忘却了。于是又激起我的义愤。２００８年２月３日，我特地为先祖父邹云翔教授举办逝世二十周年的记念会，并邀请了张继凯君参加。这年３月１７日，我又与张继凯君在南京联合主办了国医节七十九周年记念会。会后，我与张君捧着“张简斋国医国术”这个“非遗”铜字匾在当年简老悬壶济世了一生的金陵故地留下了二个尘影。谁知第二天，我俩的尘影在一家小报上露了出来。这一切，或许也都是造化在冥冥中的按排，或许也就是造化在暗示我们中医界后裔，应当团结起来，共同保护中医，留下中医之一脉。岁月匆匆，又是二年过去了，我特地撰写了此文，决意要把简老生前生后发生的事真实地写出来，亦略表吾寸心，祝愿简老在天之灵安然。现在我也依旧在夕阳西下的时光，耐心地等候着尘世间的知音，希望能再次见到“南张”兴旺之日，再次见到国医的曙光与辉煌。我相信：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也深信：国医是不生不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