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恩师、震泽老中医钱星若先生(吴江日报)
震泽,地处吴头越尾,千年古镇,地理位置十分优越,镇虽不大,但历来经济发达,因此,也滋养与促进了中医药的发展,历史上的震泽曾有几度良医云集。建国前后,钱星若先生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钱老,名文炜,号星若,别署自怡室主,生于1897年5月,乃吴江望族。太平天国之后,祖庐被战火烧毁,遂移居吴县甪直。先父以工商为业,先生性不近商贾,年十四随伯父钱友菊学习中医内科历时五载。为求深造,复从苏州宋轮一夫子临证实习,凡二年。轮一为孟河费伯雄再传弟子刘莲荪之高足。民国6年(1917年)重返震泽,悬壶济世。
先生治学严谨,业务繁盛,为同仁所称道。民国廿三年(1934年)8月19日成立吴江县中医公会,当选为执行委员、兼第三事务所主任干事。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改称吴江县中医师公会,当选为理事。
古代中医独步医坛。晚清以降,欧学东渐,中医不断遭受打击,旧社会中医始终处于低谷。先生尝言:“政局屡变,有关于群众健康,不容有所自怠,日在恶劣之环境下,低头忍耐,从事本位工作,坚持意志,以待澄清。”先生认为自己学了中医就要把中医工作做好,但中医无前途可言,所以不收学徒,不传子女。钱老二子一女,其中一子一女就读于西医院校,后分别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沈阳
中国医科大学教授。迨解放后,阴霾尽消,天日重睹,先生胸中郁勃之气为之一舒,毅然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纠集同志,于1952年1月10日成立震泽联合医院,被荐为院务委员会主任(1964年后任院长),克服困难、苦心经营,逐步扩展业务,使震泽医院不落人后,逐步走向正规。先生深得领导嘉许,群众赞扬,先后被选为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县医学会副会长。
解放之后,先生破格带徒,对后学爱护有加、关怀备至,循循善诱,诲人无倦容。尝谓“医乃仁术,攸关人命寿夭,审证必须周详,与病家共休戚。”亲自为院内学徒集体授课,间或挑灯夜读。我之中医学养多受益于先生。他强调学以致用,借鉴现代医学,认为:“中医虽有其长,也有其不足,苟能兼通西医,则中医的辨证、辨病、辨因更为确切,其疗效更好。”先生虚心探索,互相引证,求其真理所在,而后作为定论,数十年来为人起沉疴,除痼疾,每有手到春回之妙。步入耄耋之年,尚有不少远道慕名而来的病人,必得其一诊为快。
我中医学徒满师后,由南浔来震泽组建针灸治疗所,根底浅薄,所诣不深,难免有惶恐之感。于戊戌之夏,参加震泽联合医院,蒙先生厚爱,追随左右,常沐春风。知先生学说渊博,上承轩岐,中及仲景,下至百家,靡不贯串,遣方用药俱有古今圣贤纪例,且虚心嗜学,勤奋笔耕,早年著有《天痘流行之感言》等文章,发表于全国名医裘吉生主办的《绍兴医药学报》,头角峥嵘,声誉
鹊起。解放以来,又撰有《论四诊八纲运用于临床的意义》、《
肾气丸治疗慢性肾炎的探讨》等多篇论文。对于脾胃学说的研究更有独到之处,所写《试谈脾统血》被收入《脾胃学说及其临床运用》一书,由《江苏医药》编辑、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于1979年11月出版。他认为脾为血气之源,又为五脏精微供养之仓库,后天之本。近人研究证实,李东垣《脾胃论》所称之脾胃,是属于广义之综合功能系统,除消化系统外,还包括内分泌、植物神经、代谢、血液以及免疫等方面。“凡治疾,必先扶植脾胃”,先生主张“外感宗仲景,内伤宗东垣”。
先生虽然声望卓著,但不自高身价,不骄傲自满。1960年推荐我到苏州中医专修班学习,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跟我学,只是一家之言,专修班是各家之言,可以广开思路,年轻人要多学一点。你虽长于针灸,但中医各科理论都是一脉相承,药之理亦即针之理,可以触类旁通,况法不
厌多,贵在合拍、有效。古代医家都是针、药兼容,内、外精通。”1973年3月28日给我的信件中说:“……我已衰老无用,切盼后起有人,能为我院争光。”在上世纪40年代,先生为吴县中医师公会会所落成纪念征文赋诗,诗中有“丝丝
白发渐盈巅,衰朽难将新学研,此日何堪弹旧调,殷殷属望在青年”。先生为中医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并寄希望于年轻一代,毋使堕绪,愿祖国医学发扬光大。
先生淡泊名利,虚怀若谷,一生追求务实,没有“先进”、“模范”的耀眼光环。1981年首批职称晋升时,上级领导部门几次上门要评先生为主任医师,被他婉言谢绝。1989年春,93岁的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回忆在一九五八年戊戌之烁,相偕从事于医院工作,抽暇共同研习中医学术,意志相投,倍觉心情愉快……”事实上,先生是我的领导、老师,充其量我不过是一个小小院务委员,是他的学生。先生谦虚待人,使我极为感动。尔后,我请他为我陋室题名,先生略加思考后说:“用‘远香’可好?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精诚致远,希望祖国医学四海飘香。”后来我请苏州书法名家江波先生题写“远香阁”三字作为陋室之名。先生道德、学问、医术三者俱全,成为江苏一代名医,名至实归,确非偶然。
由于先生年事渐高,加之慢性疾病困扰,不幸于1992年2月11日在震泽当弄寓所驾鹤西去,享年96岁,远近闻之,莫不悼惜,数以百计的市民自发赶来向一代名医作最后告别。本人在先生灵前急就挽联:“为岐黄振兴倾吐肺腑扶掖后学一代典范 以仁术济世呕尽心血福利人群千古永誉”。先生之高风亮节,不因岁月流逝而淡然消失,追忆师恩,益自淬砺。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政策的支持下,我走出去积极参与外界交流,先后应邀参加省、市、全国及国际性有关学术会议,在各级各类会议、杂志(包括台湾地区)发表演讲和论文40余篇,已出版著作有:1996年与常熟、无锡、杭州、嘉兴同志合编大型工具书《中医辨治经验集萃》(副主编)、2006年整理推介台湾著作《从生活中防癌抗癌》、2008年参订台湾著作《针灸学新论》、2009年著《针灸精义》,力图使吴江中医在国内外有一席之地。本人虽尽力而为,恨心长才短,辜负先生一片赤诚,静夜思之,深感不安。去年,经上级领导核准,品嘉为之作序、先生遗著《自怡医庐论证医案选存》(1964年油印本),由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其利溥社会,功非浅显,钱老在天有灵,当可以告慰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