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你希望遇到一位什么样的医生？
? ? ? ? ? ? ? ? ? ? ? ? ? ? ? 作者：讴歌
? ? 小何因为时常发作的腰疼,决定去医院看病。她征求我意见时,我说如果你能做到不厌其烦的话,那么你去吧,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当天你得不到医生的结论,因为这年头,肯定是一大堆检查先行。
她去了医院,医院的导医台先是把她分到了妇科,她挂了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女副教授的号。医生给她开了一堆检查:血常规、血生化、宫颈刮片、B超不全,也不知道做何用途。医生跟她说等这些检查结果出来了再来。一周后,等所有结果都出来了,医生告诉她:“妇科没事,去肾内科看看。″她去了肾内科,又是一堆检查,一周后,结果正常。医生冷冰冰地说:“我这里没事,去骨科看看。”小何又去了骨科。
“我这里没事,你去x科看看。”小何学着那些专科医生的语调,问我:“你们这些学医的人就这么给病人一个说法?好像我在他们眼里只剩解剖结构,还按器官系统划分?”
我无奈点头:“是,你不接受也得接受,没见现在是严格分工的时代,大公司可以把员工当一台大机器上的螺丝钉进行定位,医生就不可以也是这样一颗流水线上的螺丝钉?”但医生真的有沦为“流水线上的螺丝钉”的那一天。
几天前,朋友打电话问我:“你有没有看
高血压或是神经科的熟人?”他说他母亲患高血压多年,最近经常
耳鸣、头疼,几年前还做过肠道肿瘤的手术。他担心母亲脑子里有肿瘤。
我问他之前看过哪些医生,他说去过北京有名的心血管专科医院,“但那些医生又不是熟人,不怎么用心,也不认真听我们讲病情,我都不能肯定他们听进去了没有。一边看病一边开药,我们病情还没说完,药已经开完了,开的药跟以前也差不多。”
我知道了,他至少想找一位认真听他们说话的医生。然后,他还问我,能不能把各个科的医生都聚在一起,给他母亲看看,多出点钱也行。我很肯定地粉碎了他的想法:在门诊几乎不可能,必须得一个科一个科地转着看,只能采用排除法。他无可奈何地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我托人给一位熟识的
高血压病专家打了电话,说:“我的一位朋友他妈去看您门诊,麻烦关照。关键是您要仔细听她描述病情,关心她,多问几句。”据说看完后,带走的是一张药名相同的处方,但朋友心情不错,说要问的全给解释了。
我们来看看医学在繁荣发展的同时,怎样偏离了以人为本的轨迹,又怎样导致今日的医生和病人一时间难以收拾、难以缓和的尴尬关系。
医学院中充满理想的年轻学生,成了蛮横、铁石心肠、麻木不仁的医生,在现实工作中,医生们常能感觉到人们质疑他们的职业态度,人们也已经感觉到医生的相应反应——渐归冷漠。
除了归罪世风日下外,冷漠医生的出现,其实不全是作为个体的医生的错。他们每个人面前,都放着两个难题,让他们左右为难:左边是人们一如既往的对医生的人情味要求,右边则是医学渐朝严格分工发展,医患关系带上了越来越重的商业气息,能平衡好左右两边的高手毕竟是少数。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因为科学的发展,原先几千年来一医生面对一个病人的对话氛围,已经在短短几十年内,猛然切换成了一个医生面对一个器官,几个或是十几个医生面对一个病人。我们进了医院,就变成了一台装着出错零件的机器。
人情味是这样一种东西,一对一的交流氛围最适合人情味的生存。眼神、语气、日复一日的接触、连续不断……这些都是人情味所需要的成分。可以这么说,在古代,甚至就在一百年前,那时的情形还是一个医生面对一个病人。那时的医学是什么样的呢?没有循证医学一说,也没有那么多精确的检查仪器和定量的指标,医生主要靠经验、靠感觉。虽说后来加上了一些处于朦胧阶段的零星科学知识,也依然脱不出经验科学的形式。在这样的情境下,从对病人的诊断开始到治疗的整个过程,其实都是在医生和病人直接接触中完成的。在这直接接触的过程里,医生与病人情感上的联系一直连续不断。
那时的医学分科,远没有现在这么细密。一个医生面对一个病人时,他有着朴素的、现在看来弥足珍贵的整体观。医生面对的是整个病人,他可以对病人从上到下、从心理到生理全面地考虑。因为这样连续的情感交流,因为这种不加分割的生理心理治疗,“人情味”成了那时的医生和病人之间关系的重要调料。
现代医学的发展付出了人情味的代价,现在没有一个医生面对怀疑患有
肺癌的病人,不先让他去做CT。因为医生们几乎离不开这些看上去精确、客观的检查了。不仅仅是
器械检查,还有各式各样的实验室检查,但这些检查散发着某种“冰冷的物质气息”,它在第一时间就下了手,削弱了医生和病人的交流,割断了他们之间人情味的气场。
而现代医学最得意的莫过于无限开放式的发展,永远都在累积,永远没有收口。因为认识层面的不断深人,可供研究的细节越来越多,人们似乎越来越纠缠于局部,而忘了基础医学研究最终是为了服务于作为整体的“一个人”。疾病似乎和病人分开了,医生们变得更热衷于追寻疾病背后的生物原因——技术层面的原因、细节层面的原因。比如一个感染的病人是什么微生物在捣乱,一个癌症患者的肿瘤细胞在显微镜下长什么模样,他的基因组在哪里发生了错误。在追究生物学病因的过程中,那个感染了微生物的病人,似乎反倒没有病因那么重要;那个癌症病人,似乎也没有肿瘤细胞来得重要。
医生和病人的关系,被这些挡在中间的东西给分割了。
医生就这样“越来越远地偏离了他们的天堂,而去研究更专门和更带有技术性的问题”。科学主义的氛围让他们越来越自负地认为,只要解决了技术上出错的原因,也就是病因,问题就解决了。这样的医生开始更多地治病而不是治人,疾病背后那个特定的病人,反倒不再重要。在医生眼里,病人就是医生职业机器上可以彼此互换的齿轮。尽管有的医生医术高超,但也只看到病人身上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漠视或者无暇顾及这些问题是发生在谁身上。
在《展望21世纪》这部被译成21种文字的对话集中,两位来自东西方不同背景的大师,在上世纪70年代的伦敦,进行了一场关于人类的对话,其中也谈到了医学:
科学对一切事物客观地审视,摈弃感情,用理性的“手术刀″解剖。因此,用科学的眼光看自然界,自然就成了与自己割裂的客观存在。同样,当科学之光照在人的生命上时,人的生命就成了与医生割断精神交流的客体。医学在本质上需要理性指导的冷静透彻的科学思维方法,但同时,不,更重要的是需要温暖的人情。
这两位大师一位是汤因比博士,英国历史学家,另一位是池田大作,日本宗教和文化活动家。
医学似乎在人文的层面上,进入了一个没有转角可言的尴尬境地。而在医学“科学主义”渐渐成为大家的信仰时,接近平民的温情,可能恰恰是医治人们对医学冷漠偏见的良药。
? ? ? ? ? ? ? ? ? ? ? ? ? ? ? ? ? (摘自北京出版社《医事》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