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初，除皇甫谧和《黄帝针灸甲乙经》一书外，还有《黄帝明堂偃侧人形图》等一类针灸明堂书流传于世。但是，由于年代久远，其中图形描绘及文字叙述都有不少的错误和欠确之处存在，正所谓“去圣寝远，其学难精，虽列经诀，绘之图素，而粉墨易糅，豕亥多讹”，“平民受弊而莫赎，庸医承误而不思”。为了改变上述在针灸学上之混乱状况，皇帝诏“ 命百工以修政令，敕太医以谨方技”。有见于针灸之法，人命所系，日用尤急，所以要求首先纠正针灸书中之以便针灸医家有所遵循。
宋仁宗赵祯于天圣初年(1023)诏令翰林医官院医官、尚药奉御王惟一，考次针灸之法，铸造针灸铜人，作为针灸之准则。?
王惟一(约987-1067)，又名惟德，宋代著名针灸学家，曾任医学研究机构翰林医官院医官、为王室服务的殿中省尚药奉御等医药要职，他对古医书中之有关针灸理论、技术、明堂图经等有着深入的研究。因此，在他奉宋仁宗诏书之后，又进一步对人体解剖、腧穴位置、经络走行、针灸主治等，竭心精意地进行了更深入的考察，系统总结了历代医学家对针灸穴位、主治等反复实践的丰富经验，删节迷信之说，增加古今治验，撰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3卷。于公元1026年呈宋仁宗，次年由翰林医官院刻印刊行。宋仁宗看后认为“经书训诂虽精，而学者执之多失”，指出“传心岂如会目，著辞不若案行”，于是“复令创铸铜人为式，内分脏腑，旁注溪谷，井荥所会，孔穴所安，窍而达中，刻题于侧，使观者烂然而有第，疑者涣然而冰释”。
王惟一在此要求下，又设计铸造针灸铜人两具，这两个铜人，大小与人体相当，于公元1027年铸成由翰林医官院上于宋仁宗，赵祯诏令一置翰林医官院，一置大相国寺仁济殿中。?
中国历史上铸造铜人虽然早已有之，但在普及和推广针灸医学，并使之经络穴位规范化方面，铸造针灸腧穴经络铜人，确以宋代王惟一的创造为最早。王惟一设计铸造的针灸铜人，根据文献记载，体同成年男性，躯体外壳可以拆卸，胸腹腔能够打开，腔内五脏六腑可见，而且位置、形态、大小比例也比较正，体表则精刻人体14条经络循行路线，各条经络之穴位悉备，并各注明穴位名称，尺寸比例正确，各与体腔相通。
针灸铜人是我国针灸医学教学最早而且是最珍贵的教学模型，平时，它发挥着穴位规范化的作用，教学时它是针灸学生等学习针灸经络穴位的依据。根据文献记载：考试医学生时，体表涂腊，使穴位、经络被覆盖之后，诸孔穴也因此而被黄腊所堵塞，再向体腔内注入
水银(一说注入水)，令被试者针刺，若取穴刺之有误，则针不能入；如果取穴正确无误，则针从孔穴刺入体腔内，水或水银即可从拔针后之针眼中射出。如此设计之精巧科学，实属罕见。有了这样高级的教具，无疑大大方便了针灸教学，从而对统一穴位和促进针灸学术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两具针灸铜人铸成后，颇得国人之注目，早在12世纪中叶，宋金战争宋人失利，在宋金议和时，金人即以索取针灸铜人作为一项议和的条件。可见金统治阶级是如何看重针灸铜人的。元代至元年间(1264-1294)，由于元朝定都北京，将宋针灸铜人从河南开封移至北京。由于宋铜人已经历200来个寒暑，其形象已经昏暗，穴名或已不清，并有缺损者，至公元1265年 ，曾请尼伯尔匠人阿尼哥对针灸铜人进行修整。经过修复后，其形象“ 关鬲经脉皆备，金工叹为至巧”，说明这位尼伯尔工匠的技术也是很高明的。经此修复的宋针灸铜人，又经近200年至明代正统八年(1443)，明英宗朱祁镇见铜人之孔穴经络已昏暗难 辨，曾组织金工范铜仿作，“加精致焉，建诸医官，式广教诏”。
从此之后，就难以寻找宋 代针灸铜人踪影的文献记录了。现日本皇宫博物馆和苏联列宁格勒博物馆各收藏一具中国针灸铜人，有学者认为即宋代针灸铜人，但也有人考察后认为，确是中国铸造的但并非宋针灸铜人。近据调研，认为列宁格勒的铜人，系1900年俄军从我太医院掠去的明正统铜人。本世纪70年代，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与南京医学院，曾考证历史资料 ，用电解铜复原宋针灸铜人，现收藏该研究所中国医史博物馆。?
王惟一《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书成后，即由翰林医官院刊刻印行，由政府颁赐于各州。同时，除铸造铜人外，还将《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的经络腧穴图刻于石碑，立于大相国寺仁济殿，如此既可作为法定标准，学习之教具，而且可以避免传抄之误。本世纪60年代，北京出土的针灸腧穴经络图残碑，按其图形内容很似宋代之石刻。该碑或为元代与铜人同时运至北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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