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往很多国外的高科技制药企业将在中药基础之上研制成功的特效药品,用十分悬殊的高昂价格销售回中国
许锦柏表示,很多西医模式的管理都给中医带来诸多束缚,像赵序坚之类没有中医执照民间非常多
本报记者 沈柬贝 发自上海
占地100多亩的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门口人声鼎沸。而在医院南大门北原路上,“圣草医药诊所请上二楼”的粉红指示牌,安静地躲在迪欧
咖啡馆的头顶上。
顺着两旁自神农伏羲以来的八位神医图像而上,400多平方米的诊所里冷冷清清。这是一家去年年底刚刚在上海注册的中医服务机构。
“我们诊所现在还只有电话病人,或者一些朋友老客户,一般人并不知道圣草中医。”总经理赵序坚喃喃道。
自打开始做中医药这块行当以来,赵序坚这十多年来没有一天觉得自己是真正舒坦的。从1991年成立黑龙江公明药业有限公司(下称“公明药业”)折腾到现在,他发觉做得越多难度越大,做得越久越是发现某些顽疾根本不是一家民营企业的薄弱力量可以改变。
《第一财经日报》：公明药业现在整体发展状况如何？
赵序坚：可以说公明药业还是在亏损当中的。我们在全国开了四家连锁医疗机构,已经都是好几千万投下去了,目前还没有盈利。前年我们在黑龙江公明医院试验建立一种新型的医患关系,通过与患者自愿签订合约治疗,在公证处与消费者协会的监督下,患者可根据疗效付费,无效则全额退款的方式,希望能吸引更多的患者就诊。
《第一财经日报》：为什么刚才说你们就是有药品也救不了人呢？
赵序坚：很简单,我们的绝大多数产品没有向国家药监局申报,也就是没有拿到“国药准字号”,这些药医院敢随便用吗？我们的六大疑难杂症药品中只有复方杞草胶囊(
乙肝康胶囊)是注册过的,这个药方很大,不是简单化学分析就能破解的。包括公明抗――HIV胶囊及注射液,我们都没有申报。海外窃取中药的手段日益难防,国家也在加紧追查很多秘方泄露的事情,所以很多成果我们并不乐意马上申请专利。
中药知识产权的保护现在被很多专家认为是最为薄弱的环节。“往往很多国外的高科技制药企业将在中药基础之上研制成功的特效药品,用十分悬殊的高昂价格销售回中国,比如在‘
六神丸’基础上开发的日本‘
救心丸’,年销售额就上亿美元,相当于我国全年中药的出口总额了,而当初日本才花了100多万元人民币就从中国人手里买走了。”中国发展研究院院长章琦告诉记者,其实民间很多人手头握有秘方但都不敢申报,以至好的药方也没有办法拿出来为人民服务了。
赵序坚则透露,1995年,卫生部前部长陈敏章来企业视察的时候,自己曾提出过药品申报专利,国家能否保密的问题。“陈部长当时说,自己当部长以来对中药已经有了相当的改善。实际上,他也没有对我的问题给予一个明确的态度。”赵序坚称。
这样一来,既无“药证”又无“行医证”的赵序坚,每每会感觉那是“划上生死签”般去尽自己所能。“风险太大,这样如果医好了,就是英雄,医不好了,没准就是派出所的事情了。”
《第一财经日报》：你认为当前的政策对民营药企的支持力度怎么样？
赵序坚：现在是一种说重视也不重视的情况。保护政策颁布了不少,但是由于整个中药标准的缺失,很多问题上还是归入西医的管理,这必然会产生很多不协调的声音。比如我们产品的研究报告,哪怕只有一页纸,也都是我们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与精力才开发出来的。但是国家的创新机制相对就要弱,甚至可以说在被西医异化后这种破坏力强大得不得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SARS爆发时,抗体疗法在临床上获得了一些验证。我当时就向上海药监局反应,但是根本没人理会。后来,我联系到台湾台北医学大学进行试验,结果确实证明我们的药品(乙肝康)在对感染病毒的细胞进行处理后,会抑制其吸收核甘酸及
氨基酸等养分能力,因而具有抑制病毒细胞复制的能力。通过这事情,我强烈感觉到民营企业要创新,但是国家提供的创新平台还很不够。这好比你看到人家掉水里想去救命,别人问你的不是你会不会游泳,而是,你有游泳健将的证书吗？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一个中医药创新平台。
《第一财经日报》：下一步公明有可能会怎么走呢？
赵序坚：8月份我们刚刚在张江科技园区成立了上海药元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不清楚到底会给出什么样的优惠政策,只能先走一步算一步了。澳大利亚政府也一直建议我们能够申请悉尼的列名药物,10月份可能要过去做两个临床。综合各方面条件,如果澳大利亚方面配合得好,我们可能就转移了吧。
对此,上海中药行业协会会长、上海市药材有限公司董事许锦柏表示,很多西医模式的管理都给中医带来诸多束缚,像赵序坚之类没有中医执照民间非常多,根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尚有15万没有行医执照的医生,尽管有一技之长,但因为没有文凭,不懂西医,拿不到行医执照。
“我国中药创新能力确实很弱,尤其上海的中药经营倒挂厉害,是中药价格的低谷。而且医保政策不配套,政府支持还需要加大力度。”许锦柏建议政府要在确定创新的项目从立项上、科研经费上加大支持,在遴选医保目录的时候甚至予以优先考虑。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