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之所存，病之所生，是以圣贤兴教以纠弊，创医以救疾，以全心灵之美，以解身体之厄，善莫大焉，功莫大焉，是以炎黄之名，尊崇千古，仲景之卷，流布千年，岂因名耶？亦必益也。是以文化之功，不在于玄，而在于用，圣贤之名，不在于神，而在于德，是以腐儒穷且酸，狂士骄且败，岂因时也，亦必势也，正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是以为学之人，可不觉乎？ 然今世之人则不然，不思内省之学，反求外驰之道，不知效用之功，反事狡辩之术，譬如渴欲解而饮盐水，心欲安而坏道德，纵然勤苦，可如愿乎？是以焦躁日盛，以致无论尊卑，浑浑噩噩，随处可见；疾病日繁，以致不问上下，英年早逝，不胜枚举。泱泱华夏，不亦悲乎？人文神州，何其痛哉！
然忧不碍志，更当坚韧，方不负圣贤之所教也，难不覆心，更当奋勇，方不辜家国之所恩也，是以重任在肩，学者何能再辞，辞则华夏从此沦落；百姓在渊，行者何能再弃，弃则生灵更加涂炭，是以教化自当流布，以润心灵干涸之苦，以救时世之危，然中医更应运筹，以拔身心煎熬之苦，以作文化之证，何也？
须知弊生则病生，所病者二，一则身也，是为身病，二则心也，是为心病，论其所源，一则源于文化，文弊则心病，心病则祸及于身，二则源于物质，物病则身病，身病则祸及于心，是故文化乱则行必病，行病则身病；身体病则行必病，行病则心病，是故圣贤之治下也，必教医同兴，譬如黄帝、伊尹是也，神医之济世也，必文化深厚，譬如张仲景、孙思邈是也，然唐朝之后，文医渐分，孤陋之心遂更盛，内外渐离，虚浮之气遂更升，是以文化日弊，中医日歧，身心日病，政治日乱，家国日衰也，是故清末乃至文革，文化乃与国家共辱，国家几与中医同灭，岂时代之偶然，乃因果之必然也，是故文士不通医道，则上医之名何当？势必弊政丛生，祸及万民，乃至自身；医生不解内经，则中医之名何应？势必辨证错乱，祸及千家，乃至自心。纵览历史，莫不是耶？
须知诸有罪者也，必心身双病而不自明，或显或隐，诸求学者也，必身心双漏而不自知，或大或小，是若欲善，犹若临危而修定，负重而登山，是中之难，不难知矣，是以教者若不知医，辅之以药，则教法难以得力；医者若不通教，导之以德，则疾病还复再发，何也？病能乱心而扰求学之志，惑能乱身而漏医药之力也，是以教医若能双全，则学生幸甚，天下亦幸甚也。
况复教乃道之用，医亦道之用也，是以教医相通，内经屡明，身心相连，老子数言也，是故教能辅医之功，医能辅教之正也，何也？文以载道，医以文载，是以不知文者，何以知医？故曰：“教能辅医之功”也，又学说纷纭，教派林立，是以不知医者，何以解惑？故曰：“医能辅教之正”也。
或曰：“中医固然美妙，然医道庞杂，时间微少，是以何以能以有限之时间而契庞杂之医道也？”须知医文同源，是故共一心法，文字同祖，是故共一内涵，是故如若果然通达文化，则中医之门，犹若邻居也，旋即可入也，况复庞杂也者，乃是今之医术也，落于形而下，束手束脚，视野狭促，是故措手茫然亦不足怪矣也，若约古之医道，精于形而上，提纲挈领，居高临下，是故出神入化亦不足奇也，是故不知医者，不足以言文，不知文者，不足以言医，由是可知矣。
况复一饮一食，皆有性味，是为药性，一念一行，皆有惯性，是为因果，药性若不知，则置身于危难之中而不自知，因果若不晓，则置心于动荡之中而不自明，噫！身心不明，则事理何知？事理不知，则家国何治耶？是以身心混乱，家国不堪，亦可知矣，是中缘由，能不知耶？
噫！美之也者，莫善于文，心安故也，功之也者，不离于医，人安故也，是故圣贤不易其志，神医不辞于病，盖因道德之美，功德之力也。是以仁人志士，若不以此为效，将以何为效耶？
寿阳书院
壬辰年三月初七至初九作于阳朔之野、漓江之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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