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譚次仲先生（已故)著《傷寒評志》，認為讀傷寒各家注解“有窮老盡氣而不能卒業之嘆！”特將《傷寒論》尋其原理原則，立為五個定法。此五個定法能執簡馭繁，有一定創見。但《傷寒論》是否如作者所述的包蘊靡遺？值得商榷。
譚氏五定法如下：
(1) 對症療法：如症見發熱則用解熱劑；症見咳喘則用理肺劑；症見
便秘則用瀉下劑等。
(2) 寒熱療法：如同一發熱，而有用挂枝用
石膏之不同；同一瀉利，有用乾薑用黃芩之不同。
(3) 三臟四變診察法：如病在心、肺、腦三臟，或因他經受病而續涉於心、肺、腦，乃發生呼吸、脈搏、體溫、腦狀四者之變化，因其變化之程以推知其病之生死輕重。
(4)無範圍應用解熱劑：謂以解熱之目的，即當應用解熱劑，除稍注意解熱劑之特性外，絕不能受舊日病理深淺之說所限。
(5)戒汗、吐、下利之濫用：因三者過用能損害胃腸，使心臟衰弱，最後導致亡陽亡陰。
總之《傷寒論》一書，是我國醫學辨證論治的典範。無論傷寒、雜病，欲掌握疾病變化之程度及椎知疾病預後，亦即病之生死輕重的關鍵，都必須學習《傷寒論》。
譚氏生當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他以彼時西醫知識理解《傷寒論》，注釋引用陳修園《傷寒論淺注》，似乏深入，然對一些注家的繁瑣唯心觀點加以剪劈，實為學者開一新徑，不無可參。至於三臟四變，在今天來看，尚應加入水液代謝，如汗、吐、下即是直接導致水液代謝紊亂，其“無範圍應用解熱劑”之說亦符仲景精神，且論寒熱而遺虛實，對八綱辨證亦不全面，惟其提出重視心肺腦之症狀，可謂深得仲景治病之精髓。蓋心、肺、腦三者，代表循環系統、呼吸系統、神經系統的重要臟器組織，凡疾病未影響心、肺、腦三臟者，不足稱重病；若影響此三臟，則可從呼吸、脈搏及腦狀方面表現出來。脈搏以候心；呼吸以候肺；腦狀以侯腦；體溫則與心、肺、腦三者均有關系。蓋體溫之發生基於全身細胞之代謝作用，而主宰於大腦之調溫中樞，及肺之呼吸與血液之循環。故此三臟四變之診察，乃決定萬病生死輕重之唯一要著，中西醫所莫能外！良以呼吸、脈搏、體溫、腦狀四者所以表現心、肺、腦之生活機能，凡表現皆有常規，太過或不及則失常，失常即病，病重則死！以脈象而言，仲景說：“陰病見陽脈者生，陽病見陰脈者死。”程郊情說：”蓋大、浮、動、數、滑五者為陽脈，陽脈主表主實，陰病見陽脈則正復而邪自退，病雖重可生，陰病本凶險，然見陽脈，則死中具有生路；沉、澀、弱、弦、微五者為陰脈，陰脈屬裏屬虛，陽病見陰脈則正衰而邪不能抵禦，病雖輕亦死，陽病本主生，然見陰脈，則生中伏有死機。”以太陽病而論，仲景立麻黃湯、
桂枝湯、
葛根湯等以解表，但又恐發汗大過漏不止，或微寒者，又有
桂子加
附子湯或去芍藥加附子湯以防之亡陽之變。又如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脈沉著，麻黃細辛附子湯主之。有太陽表證發熱，用麻黃、細辛解表，但少陰病脈沉，示病人素有陽虛，必須用附子溫經固陽，以防用麻黃解表時有亡陽之變。從中可以看出仲景立方用藥獨到之處，蓋附子有強心作用，為預防
心力衰竭之要藥。如仲景見病人畏寒、四肢厥冷、脈沉、微細，或絕脈、無脈，恆用附子以強心回陽，如四逆湯、通脈四逆湯、白通湯、白通加豬膽汁湯等。仲景認為腦狀失常如昏睡、狂妄、譫語、[ 病契 ] 瘲、攣急、語言難出、直視、失溲、驚癇等腦神經症狀，皆為危重之候；至於多睡眠、鼻息鼾，本非重要，但與語言難出並見，則又屬神經之症。總之病不危及心肺腦則不死，若危及心肺腦發生三臟四變者，則或死或不死。故為醫者對三臟四變為診察萬病生死輕重之樞紐，不可不知，臨床上遇三臟四變之際，應不失時機，立方用藥，則可減少危亡，前面說過還要與水液代謝結合起來考慮。
